斯大林時代的謎案(60)

六〇

　　1901年時，拉多·克茨霍韋利和阿韋爾·葉努基澤集攢了一些錢準備辦一個地下印刷所。他們收集的錢還不到100個盧布，於是阿韋爾便到梯弗利斯去尋求幫助。但是科巴和西爾韋斯特爾·吉布拉澤拒絕給他錢。他們想使這項事業處在他們自己的監督下，並由他們來領導。^①

　　①阿·時努基澤《布爾什維克的地下印刷所》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頁。帕特恩、斯米特和列·托洛茨基這三位作者都證實了這些事實，希恩格利和P．塔克爾也提到這些事實。

　　還有一個證據——警察機關一個暗探提供的情報：「在巴統，領導組織的是一個處在警察特別監視下的約瑟夫·朱加施維裡。朱加施維裡的專橫霸道……終於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於是組織發生了分裂。」^①

　　①《蘇聯中央國家十月革命檔案館》全宗民主黨，00，1898年，第5案卷，第27張。

　　1902年春，斯大林轉入了地下。3月，他在巴統參加了幾次工人舉行的政治遊行示威。3月7日對32名罷工者的逮捕是第一個重大事件。第一二天，科巴處身在那些組織遊行示威進行抗議的人之中。當局逮捕了300人，即到監獄所在地進行抗議的人差不多都被逮捕了。3月9日，科巴召集了一大批人—&將近600人——，率領他們進行新的遊行示威。在緊接著發生的對射中，有15個工人被打死，45個工人受了傷。3月11日，科巴參加了為在衝突中犧牲的人舉行的規模很大的葬禮。

　　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如果沒有另外一個情況的話，看起來可能是十分自然的，這另外一個情況就是：科巴始終處於自由狀態下，沒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只是到了4月5日他才被捕，而這一點挽救了他作為當地社會民主黨人「領袖」的聲譽。

　　1903年。在這一年的7月，斯大林在服滿了15個月的監禁後，受到行政當局的處分，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省。對於他一生中這個時期的情況人們幾乎一無所知，只是在官方出版的領袖傳記中說，他來到了新烏達，生活在流放地，從列寧那裡收到了一份《黨綱》，最後，他於1904年1月逃跑了。

　　1904年。巴統。科巴再一次企圖使地方委員會服從於自己。然而他再一次遭到失敗。這個陷於狂怒的「布爾什維克」挑動工人進行無組織的行動，然後他就指責黨委的成員們膽小怕事。^①

　　①P．阿爾謝尼德澤《關於斯大林的回憶片斷》，載於《新雜誌》1963年俄文版第72期6月號第232頁。

　　巴統的社會民主黨人決定在海上慶祝五一節。他們坐著劃槳小船前去進行「星期日野餐」。計劃規定各只小船將在遠離海岸的地方相會，並在那裡即在海上舉行大會。當各只小船駛向指定的相遇地點時，同志們又是唱歌，又是說笑話，又是開玩笑。一切都進行得極為順利，直到某個同志想到對科巴開個玩笑為止。科巴當時才25歲，可是他卻非常孤僻，不允許別人對他採取親熱而不拘禮貌的態度。暴怒的科巴把小船推翻，對他開玩笑的人們紛紛落入水中。這時一隻警察的巡邏船急忙開過去救他們。對五一節的慶祝也就以此而結束了。

　　如果以後的事件按照同樣的精神發展下去的話，被科巴所挑動起來的爭吵定會使巴統的組織陷於徹底癱瘓的狀態。但是，雖然斯大林緊密地靠攏孟什維克（當時孟什維克在格魯吉亞居於明顯的優勢），但他並未能迫使當地的委員會接受自己的意志。這樣，他就只好離開了這個城市。但他畢竟給事業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大致就在這個時期，在他的戰略上出現了一個進展。科巴由於具有異乎尋常的政治嗅覺，他是在外高加索首先瞭解到列寧在進行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個。

　　1905年。梯弗利斯。巴統。巴庫。科巴在梯弗利斯故技重演：他到這裡後立即就打算要玩弄新的手腕來反對俄國社會民主工党委員會的領導，他挑動個人之間進行爭吵，他因進行無政府主義的攻擊而丟了醜。他因對一句尖銳的話找茬，便在西爾韋斯特爾·吉布拉澤的住所裡，同菲力浦·馬哈拉澤打起架來。當地党的領導召開了「榮譽法庭」來審理科巴的案件。當時提出了把科巴作為本性難移的陰謀家開除出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問題。在參加當時事件的那些人中，沒有一個人活到廢除斯大林制度的時代，因而各種證明文件沒有被保存下來。但是很多黨員都聽說過黨的法庭所採取的這一行動。

　　科巴在巴統（他在那裡盡人皆知）作短暫停留後，轉移到了巴庫。

　　1905年。社會民主黨黨員、年輕的法蘭德澤姆·克努尼揚茨從彼得堡回到了故鄉巴庫。她是受米哈·茨哈卡雅的委派到黨委委員科巴同志那裡取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的。

　　她回憶道：「我在一個小房間裡見到了科巴。他個子矮小，身體虛弱，既象個殘缺的人，又象個等待著懲罰的小偷。他穿著一件藍色偏領男襯衫，上面套了一件瘦小的、不合身的西裝上衣。頭上戴著一頂土耳其帽。他接待我時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懷疑態度。只是在對我進行了詳細的詢問（詢問像是審問）之後，他才把一疊書和小冊子親手交給了我。由於其中一部分書我已經從別的地方弄到了，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本書。他把我送到門口時，繼續用懷疑的和敵視的目光打量著我。

　　那天晚上我同女友一起訪問了由巴庫工人領袖斯捷潘·邵武勉領導的一個中學生小組。我們同邵武勉一起回家。我決定向他問一問科巴同志：『他是什麼人？在社會民主黨人中，沒有一個人象他那樣給我留下了如此令人憂鬱不快的印象……他實在是一個異常冷淡的人、疑心很重的人和非常兇狠的人。他對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嗎？』——『哪裡話！他是我們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和忠誠的地下工作者。』邵武勉要我確信。

　　我在梅爾庫裡耶夫街一個貧窮的多子女的洋鐵工人那裡住下。那裡是巴庫黨委會委員們相聚開會的地方。我們一共13個人，大家輪流擔任會議主席。開會前大家熱情地交談著，說著笑話。瞧，開會的時間已經到了。而科巴卻仍然未來，他總是遲到。雖然遲到的時間不長，但是經常遲到。好象他戴手錶只是為了要算出遲到所必需的時間似的。他一走進來，氣氛立即就變啦，好象是什麼東西把我們束縛住了，於是進取的精神不見了。科巴來時帶著一本書，他用稍短一些的左手把書緊貼在胸口上。他在一個角落裡坐下後，默不作聲地聽著每一個發言人發表意見。他最後發言，他不慌不忙地把各種觀點、意見和論據進行比較。他在選取了最有遠景的和最帶實質性的意見後，像是作結論似的，提出自己的建議。因此，他講的每一句話就給人們留下了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印象。他以這種方式達到了很大的戲劇性效果。」^①

　　①《戲劇》雜誌1988年俄文版第8期第127頁。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波格丹·克努尼揚茨的姐姐法羅大娘^①活了90多歲，但她永遠記著那個遙遠的1905年。

　　①法羅大娘就是前面說的法蘭德澤姆·克努尼揚茨。——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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