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55)

五五

　　至於象在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新的成員的選舉結果這樣一個重要的因素，基裡利娜對其決定性的意義竟表示懷疑。此外，她還建議等一等看看對代表大會各項文件（公報之類）的研究結果。似乎這項工作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會在1958年時並未進行過。似乎羅·梅德韋傑夫的著作^①以及我的論斯大林一書^②並未發表。我在自己的書中根據上述委員會的委員Ｏ．Г．沙圖諾夫斯卡婭的回憶，對主要問題作了十分明確的答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65頁。——譯者注

　　②羅·梅德韋傑夫《讓歷史來審判》1972年倫敦俄文版第331頁；《旗幟》雜誌1989年俄文版第2期第200頁。

　　基裡利娜在說明偵查的進行情況時，引證了起訴書和尼古拉耶夫的供詞：「我應當把對基洛夫的殺害說成是我一個人於的，以便掩蓋季諾維也夫集團對這一殺害的參與。」一個星期之後，在審訊記錄裡出現了新的供詞：「當我向基洛夫開槍時，我是這樣考慮的：我們的槍聲應當成為爆炸的信號，成為全國反對聯共（布）和蘇維埃政權的信號。」再看尼古拉耶夫的另一個供詞（供詞涉及到對準備謀害基洛夫一事確實一無所知的一個人）：「我讓他（科托雷諾夫——本書作者注）知道，我決定在準備行動期間不去上班，以便有足夠的空閑時間來實現殺害基洛夫的計劃。科托雷諾夫同意了我的決定。」這是明顯的挑撥行為。但是基裡利娜卻固執己見：「不排除尼古拉耶夫有可能根據某人的暗示來誹謗誠實人。」

　　於是就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基裡利娜在研究審訊記錄的文詞時，不知道當時進行政治偵查的特點。只是在過了幾頁之後，她才醒悟過來：「現在我知道了這樣的『供詞』是怎樣被擠出來的。」但是為什麼當時竟能夠把偵查員的潛言中傷和胡編亂造同這個被告自願作出的供詞混為一談呢！

　　基裡利娜徹底消除了對斯大林的懷疑，認為斯大林並沒有把基洛夫看做是一個競爭者。「基洛夫恰恰並不極欲獲得政權，對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她這麼說是因為她忘記了相當大一部分党的積極分子曾經明顯表示希望由基洛夫來代替斯大林擔任總書記職務這一點。傾向性還表現在結論中。說什麼基洛夫在1934年時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因此斯大林「沒有理由要除掉自己的一位忠實戰友」。可以補充說，基洛夫還是斯大林的朋友哩。

　　曾經有一個時候，斯大林表示出了他同「米羅諾維奇」的友誼。他把《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一書贈送給基洛夫時寫了這樣一個富有表情的題詞：「送給我的朋友和親愛的兄弟。作者約·斯大林。1924年5月23日。」^①總書記到底有多少誠意呢？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速記報告能夠告訴我們一些東西。速記報告是在1934年4月簽字付印的，並且象通常一樣，經過了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有波斯克列口舍夫、梅利斯、斯捷茨基、托夫斯圖哈……這樣一些富有經驗的人。在此以前，對党的活動家們的歡迎根據其偉大的程度曾作了嚴格的規定。總書記自然是第一級。在代表大會上確定為第二級的有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里寧、奧爾忠尼啟則，對他們的歡迎是：「長時間的鼓掌，全體起立。」屬第三級的有柯秀爾、波斯特舍夫、克魯普斯卡婭，對他們的歡迎是：「鼓掌，全體起立。」既然這樣，可是被代表們以暴風雨般的歡呼來歡迎的基洛夫，在報告中卻被列為第三級。毫無疑問，這是根據領袖的願望做的。

　　①這裡說的沃爾科戈諾夫撰寫的斯大林的最新傳記指《勝利與悲劇》一書，該書在我國已有中譯本：——譯者注

　　斯大林在基洛夫被害後把基洛夫說成是黨最喜愛的人。實際上斯大林對基洛夫及其朋友們的深惡痛絕是至死不變的。黨的另一個最喜愛的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命運是人們所熟知的。

　　A．基裡利娜把很多至今人們還不知道的事實和細節都使用了一種科學的說法，但她卻未能將這些事實和細節排成有邏輯的和完整的次序。至於她那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那它同蘇斯洛夫——特拉佩茲尼科夫時代的觀點就太接近了。與她不同，另一位研究工作者羅·梅德韋傑夫則沒有企圖去消除人們對總書記的懷疑。但是他沒有作直接回答。他曾在多年以前寫道：「斯大林所領導的偵查的整個性質和事件的整個鏈條都使得關於基洛夫並不是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況下被害的這一推測成為極其合乎情理的。」15年過去了，但是，羅·梅德韋傑夫終究沒有接近真理。^①Д.沃爾科戈諾夫這位斯大林最新傳記^②的作者也未能作出準確的結論，他說：「甚至是斯大林對基洛夫的『愛』看來也未能阻止住總書記去除掉這個最受歡迎的人、自己的潛在對手。」^③

　　①《十月》雜誌1988年俄文版第12期第54頁。

　　②對於如今還健在的沙圖諾夫斯卡婭這位委員會委員所寫的《回憶錄》，梅德杉傑夫和基裡利娜都是見到過的。

　　③根據Ａ·Г，·艾哈邁捷利的《回憶錄》，《回憶錄》是1957年時在蘇呼米寫的。

　　不久前發表了M．B．羅斯利亞科夫的《回憶錄》，他在1934年底是州和市的執行委員會財政部門的領導人。他作為黨的州委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曾參加12月1日在丘多夫辦公室裡召開的那次會議。聽到槍聲後，羅斯利亞科夫是首先跳到走廊並看見基洛夫倒在地板上的人中的一個……此後不久，羅斯利亞科夫連同基洛夫的所有最親密的戰友都遭到了迫害。他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之後才回到列格勒。他的《回憶錄>是到1970年時在恢復對斯大林的崇拜的環境下才寫完的。在那種情況下，他能夠說出殺害基洛夫的組織者的名字嗎？

　　現在到底是什麼在阻止另外一些作者去堅決地、公開地和毫無保留地譴責斯大林呢？是的，斯大林領導並參與這一罪行的直接罪證是沒有的，這種罪證還沒有找到。而間接的罪證……難道還不足以作出客觀的結論來嗎？何況這種結論中央主席團委員會在1961年時就已經作出來了。^①

　　①《斯大林傳略》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頁。——譯者注

　　各種作者在各種不同的執行者中，除了尼古拉耶夫外，還提到了鮑裡索夫、斯莫爾尼宮的警衛長的專門暗中派來的那個刑事犯。在這裡提到的那些出版物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沒有下功夫去深入地考慮一下斯大林這個獨裁者的心理，分析一下他從艱難的童年時代起所走過的生活道路。他在青年時代的行為，他在作黨的地下工作時和在流放時所犯的種種罪行，他在國內戰爭時嚴重的奸細行為，他對病中的列寧所抱的兇狠態度，他在基洛夫被殺害前很久就對忠誠幹部的消滅——對這一切都是需要認真地加以考慮的。在斯大林的種種決定、命令、決議、報告、祝詞和咒駡的濃煙後面，看得見有一個極愛報復的、厚顏無恥的傢伙的身影。對這個人來說，殺人已經是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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