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18)

一八

　　雖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會驚擾了總書記。他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想起了這一點。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裡的人」，他便以諷刺的意味提到了當時的談判，重複了他情願「讓出位置」的那些話。列寧去世後過了差不多兩年時間，總書記的地位就鞏固了，他感到可以開一開玩笑了。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玩弄了「聽眾」，同時又打擊了季諾維也夫的威信，把季諾維也夫的建議說成是「取消政治局」的政綱。玩弄政治傾軋的大師開始給人扣帽子了……

　　1923年時，最上層的人士已經知道，列寧患了不治之症。奪權的競爭尖銳起來了。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經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壘——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一向輕視組織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些陰謀詭計，而是寄希望於無法反駁的說服力。斯大林可不是這樣。他按照進行政治陰謀的一切「規定」，對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壘進行圍攻，在準備工作方面哪怕是一種粗活也不放棄，從而從對手那裡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陣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爺式的傲慢態度不想去認真地對待斯大林，他沒有覺察到迫害的規模，也沒有看到處心積慮地反對他的那一運動的最終目的。不然的話，他就不會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講出這樣的話：「我情願放棄我的一切崗位而以一個普通士兵的姿態去為德國革命而戰鬥，因為德國革命眼看就要爆發啦！我也情願辭職，季諾維也夫已經站起來了，所以我要以一個普通士兵的姿態前去戰鬥！」斯大林很會迎合自己的夥伴，他說：「中央委員會不可能一下子拿兩個這樣寶貴的生命去冒險。」^①

　　①根據阿·伊·米高揚的口述。

　　國家的經濟狀況是困難的：工業勞動生產率低於1913年的水平，農業被棄置不顧，運輸徒有其名，道路情況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糧食、住房極感缺乏，貨幣貶值……不滿的工人紛紛舉行罷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組成的三人同盟不知道如何對付困難，而且他們不是承認這種情況並向積極分子徵求意見，而是加強行政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員會的信中指責領袖們實行了獨裁統治，放棄了党的民主制，忘記了選舉制原則，對批評採取了不能容許的態度。一個星期之後，一批老黨員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申訴。在這個被叫做《四十六人的聲明》的文件（這個文件充滿了對革命運動的擔憂）裡，對國家的經濟狀況、財政狀況和党的領導活動進行了分析：

　　「黨內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殺黨的獨立自主精神，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來代替黨……這種情況的造成，是因為第十次代表大會後客觀上形成的黨內派別專政制度已過時了。」^①信的作者們指責那些同黨失去聯繫的領導人實行了一種足以使國家滅亡的政策。他們建議立即召開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頁。——譯者注

　　在46個簽名的人中有弗·亞·安東諾夫—奧弗申柯，他是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他對信的正文補寫了重要的一點：「要求公開地、開誠佈公地對待我們的一切弱點，我的這種要求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使我完全支持召開上述會議的建議，以便擬定一些實際途徑，來擺脫現有的各種困難。」^①

　　①拉基京《弗·亞·安東諾夫—奧弗申柯》1975年列格勒俄文版第295頁。

　　上層人士認為《四十六人的聲明》是對黨的粗暴的攻擊。嚇破了膽的安德列·布勃諾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簽名。很清楚，這樣一個對進行政治挑撥非常方便的藉口，無論是斯大林，還是季諾維也夫，都是不會放過的。以客觀的態度來審查這封信，坦率地、同志式地談論問題—一這使斯大林及其幫兇們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於10月25—27日聯合召開的全體會議宣佈寫這封信的人都是派別分子，並指責他們同托洛茨基一起進行分裂活動。^①

　　①《蘇共決議彙編》俄文第9版第3卷第141—142頁。

　　對「領袖們」來說有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細節：十月全會的決議沒有予以公佈。由党的執政官組成的三人同盟沒有把「造反性的聲明」^①原文發表出來。到了30年代．當斯大林成為統治者之後，他就把所有在這封信上簽名的人一個接一個地全都殺掉了。但是就是到了這時這封信也沒有被刊印出來。而且在很長時間中，人們從黨的所有講臺上都對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駡……

　　①「造反性的聲明」即上面說的「四十六人聲明」。——譯者注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聲明》的內容象托洛茨基的屢次發言一樣，很多黨員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認。11月7日，季諾維也夫在《真理報》上公開承認，現今的領導作風限制了黨內民主。《真理報》號召黨員們對季諾維也夫寫的《黨的新任務》一文積極地展開辯論。從11月13日起，在3個星期的時間裡，《真理報》不斷發表黨內辯論的材料。這次辯論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在12月5日已經能夠在聯席會議上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

　　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體領導的原則和黨內批評自由的原則。決議要求「党的領導機關要傾聽廣大黨員群眾的呼聲，不要把任何批評都看成是派性的表現，不要以此而把那些認真負責的和遵守紀律的黨員推到與外界隔絕和進行派別活動的道路上去」。在討論黨內生活問題時，藉口「黨的紀律」而加以限制的作法被認為是錯誤的作法，因為這樣的討論是「黨員」不可剝奪的「權利和義務」。中央號召同「以官僚主義的態度歪曲黨的機關和黨的實踐」的行為作鬥爭。^①

　　①《真理報》1923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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