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48)

四八

　　「巫術經濟」本是競選運動中出現的詞，不料它自己卻有一段很長的政治壽命。大選期間民主黨人企圖以此謀利，可是沒有取得多大成功。

　　然而，在現代競選運動的特定步調中，沒有一個總統候選人會保證在講話或回答問題時不使用能導致自食其果的詞句。它總是與你的活動範圍形影不離。

　　目前的總統競選是在前一任總統競選結束的那一天以後開始的（有時候是在結束之前開始的：關於我參加1988年競選的第一個問題是在1984年競選運動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競選時間長，預選次數多，還有党的幹部會，發表各種講話，進行各種辯論，舉行記者招待會，接見記者採訪以及召開各種會議——所有這些因素使任何一位參加總統競選的人在競選過程中要是不出現一次「失誤」或口誤，不是不可能，也難以做到。

　　我曾有過失誤。有些是判斷錯誤所致。其他則是由於誤解或理解錯了。不管怎麼說，如果你以壓力鍋經受的一種嚴峻考驗那樣來觀察事情的進程，對於瞭解總統競選活動中如何會發生失誤和疏忽是有幫助的。

　　一個總統候選人無論到了哪裡，一夫之內往往要作出十幾個到二十幾個決定。這些決定有的可能涉及重要問題，從如何對新近的外交政策突破性進展作出反應，到他（或她）在活動日程安排得很緊的情況下對同時遇到兩個活動項目時究竟該參加哪個作出選擇。如果他決定出席甲項活動——一個党的競選集會，一組顧問們就會告訴他說，向那一群人宣講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如果他選擇乙項活動——一個地方的慈善活動，另一組顧問們則會告訴他說，如果忽視他的政治基地，那對他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與此同時，一個地方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在屋外等待，安排好五分鐘後開始採訪，而他的講話擬稿人就在這時露面，建議把外交政策的發展這一內容「塞進」講話裡。當他審閱這段講話稿時，又接到現場競選指揮橫跨全國時半路上打來的「緊急」長途電話，說如果能告訴報界這項活動計劃有「重要經濟問題的講話」，那對以後籌集基金的銷售票將會有好處。這位候選人說他將設法回到現場競選指揮那兒，在「插入語」中作了一些改動，然後告訴他的新聞秘書說，他可以接受採訪了。

　　電視臺採訪記者及其工作人員進屋了。當他們架好設備後，化裝師設法把照在候選人額頭上的亮點弄暗，在攝影機開動前，一位顧問低聲說了最末一句話：有一個地方性問題無意中在簡況介紹本上遺漏了。侯選人即使不必對那個問題表態，也應該知道那個問題。既然他是競選總統的，人們就期望他對各種層次的各種問題都要熟悉。（在俄勒岡，有一次一位年輕婦女問我在東帝汶問題上的立場。當我回答說，我對東帝位形勢不夠熟悉時，她說，「你不知道？可是你要掌管美國的外交政策呀？」）

　　顯然，一個想把失誤和疏忽減少到最小限度的候選人必須委託別人來承擔責任。但是，不論他一天多麼忙或壓力多大，當到了要作出關鍵性決定時，哈裡·杜魯門關於總統職責的話也適用于總統競選運動：責任是落在候選人身上，而不是落在他的競選顧問身上。

　　我會改變全部進程嗎？在某些方面是會有些改變的。

　　首先，競選總統的費用已經花出去，而由聯邦財政法提供的開銷權未能使一些候選人免于債臺高築，要多少年才能還清。

　　與不斷飛漲的費用問題有聯繫的是目前的總統競選活動要進行四年。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現代政治性新聞報道類似賽馬預測所致（1988年競選的第一次投票在1984年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便出現了）。但總的說來，要使那一進程有所變化，這是政治家們及各政黨的責任，而不是新聞界的責任。說到底，在起跑門打開之前四年，如果騎師們和馬匹沒有先去檢驗跑道的情況，就不會有賽馬；而作為一個遠在1980年便開始進行競選活動而得到好處的候選人，我可能成為贊成對競選運動給予一些時間限制的最後一人了——即使在我們的制度下這樣做是可能的。

　　至於選擇候選人的進程本身，依我看來，在選定總統代表的過程中，預選要比党的幹部會議好，而党的幹部會議又比保密的代表會議好。任何能使進程更接近人民的做法都是好的。

　　總之，我們選舉總統的過程可能遭受到壓力，陷於混亂，有時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不同意有些人認為需要大規模調整的批評——尤其不同意有些人所爭辯的，由於電視可使千百萬人看到實況，候選人就無需周遊全國「兜售」他的競選主張。

　　儘管目前的制度有其缺陷，但也有其優點，那就是它能使總統候選入——總統也一樣——走出電視和電子計算機的孤立政治而接觸有血有肉的世界。一個候選人可以帶著他自己對有關人民的問題的想法投人競選活動。但是從聽眾在演講會上、答問會上及個別討論或小組討論會上的反應中，我一再瞭解到，人民認為重要的問題，在民意測驗中並沒有體現出來。

　　競選信息通過兩種渠道傳播。裡根總統——當時是州長——在佛羅裡達州太陽城講演中提出的一個方針，贏得聽眾驚人的反響，其結果使他在1976年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活動中居於首位。這個方針對巴拿馬運河條約表示強烈反對，突然之間使聽眾從座位上站起來。這是個意外獲勝的問題。州長及其競選工作人員都對聽眾的反應感到驚奇，但他們迅速理解了這個信息：雖然運河問題在任何一次投票中都未曾提出來過，但參加共和黨預選的選民們已有深刻的領會，因而這個問題變成裡根支持者的口號。

　　在1980年頭幾個月裡，我沿著同樣的方針也有自己的經驗。在華盛頓環形路以內的人們說，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以後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就是中央情報局。一大批好萊塢影片和電視劇把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扮成支持那種觀點的角色。這在華盛頓受到很廣泛的歡迎，以至於連一些民主黨人也認為在中央情報局幹一番是進入白宮的跳板。

　　朋友們對我的勸告是，我在中央情報局的經歷如果非提及不可的話，只應順便提一提，「別細說」，一個朋友勸我，「那是個輸家。」我反復考慮後，最後斷定不管是否輸家，它是我的一部分經歷，不應當回避。因而我在標準競選演說中把我當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作用包括進去，用肯定這個局的成就來進行總結，並且如果當選的話，我保證在世界範圍內加強美國情報的能力。

　　反應如何？不管是預選期間向共和黨聽眾發表演說還是秋季向各派政治力量混合在一起的聽眾講話，這一方針無不受到鼓掌歡迎。結果這成了洞察民意的途徑之一，這是候選人通過投票選舉、通過與華盛頓環形路以內的專家們協商或者通過孤立的電視演播室進行競選所得不到的。

　　並不是所有的現實競選接觸都可以使候選人從選民的情緒上，看出真正的問題……

　　在1980年5月2O日密執安州預選前的星期六晚上，比爾·米利肯州長和我在底特律商業區剛吃完奇妙的希臘晚餐——從烤羊肉串到果仁蜜餡點心。我們出去散步以使食物消化，跟著散步的還有零零散散的工作人員，新聞記者和電視攝影師。這不是計劃好的新聞活動項目；但是也還有另一面，投票開始之前72小時內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所作所為沒有一件可以正當地說成是非政治性的。甚至即使他什麼也不做——乘飛機回家或者在他的飯店房間裡休息——也肯定會有人在這種事情上作政治文章。（他是在生氣還是過於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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