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46)

四六

　　沃爾特·蒙代爾曾問1984年具有「新思想」的候選人加里·哈特，「牛肉在哪兒呢？」從那以後四年已過去了。而如果那些商品化的電視節目是在1980年播出的話，那話滿可以應用到安德森的競選運動中。總之，約翰在參加共和黨預選的選民中看來並沒有取得多大進展。但是在像曼徹斯特辯論會那樣的新聞界活動中，他跟「都麗絲伯瑞」漫畫裡的候選人一樣，設法借助外界的支持才保住了他的地位。

　　曼徹斯特辯論會之後，我在每日的競選時間表中開始抽空為我在納休阿與裡根攤牌作準備。但那時事情已開始變得複雜了。

　　首先，聯邦選舉委員會——負責政治運動的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作出裁決，報社不能主辦裡根與布什的辯論會。所有其他候選人也必須包括在內。當時裡根陣營堅持兩個候選人進行辯論的方案並同意負擔這一活動的費用。因此，攤牌將按計劃於星期六

　　晚上在納休阿中學舉行。

　　可是星期六下午，彼特·蒂裡開始聽到謠言，說其他候選人打算出席在中學開的會，他們不是到臺上辯論，就是舉行記者招待會。

　　「是約翰·西爾斯，」彼特說道。「他一直到處跑，試圖叫他們參加進來。」

　　我不明白。原來是西爾斯和裡根的其他顧問們一道來了，他們原先是想排除其他候選人的。「那就是《電訊報》同意主辦的辯論會，」我告訴彼特。「我們現在不能改變這些規定。」

　　「我只報道我聽到的事情，」彼特道。「今晚我們到了那兒，將會發生什麼事就難說了。」

　　事情正如彼特所預言的那樣發生了，其他候選人——鮑勃·多爾、霍華德·貝克、約翰·安德森、菲爾·克蘭——都來了。他們的突然出現開始引起一連串的政治反應。

　　我們到達中學並走到我們租用的房間後不久，事情便開始發生了。吉姆·貝克和我正在談論其他候選人到底在幹什麼的時候，約翰·西爾斯從旁邊走過來對我們說，他認為把辯論會向每個人開放可能是個好主意。吉姆說他不讚賞西爾斯的主意。我的主要隨從參謀之一戴維·基恩同意貝克的意見。聽眾出動是為了看裡根與布什的辯論，而不是看曼徹斯特式的辯論會再次出現。我的主張是，既然《電訊報》作出了基本規定，我們就不要去改變這些規定。

　　西爾斯走了。辯論會調解人喬恩·布林正在走廊裡告訴記者們，他的報社已計劃安排兩個候選人辯論，並且不會因受到壓力而把它開放。當我們踏上講臺的臺階時他的想法是：第一個走上去的是布林，然後是我，而後裡根，接著是多爾、貝克、安德森以及克蘭也跟著上來。

　　突然聽眾中傳來要求讓其他候選人參加辯論的喊叫聲。但喬恩·布林堅持不變。當裡根開始解釋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時，布林打斷了他的話並叫擴音機位術員「關掉裡根的麥克風」。這是說錯話，看錯人了。如果布林忘了裡根同意負擔辯論會的費用，裡根可沒有忘。他脫口而說，「格林先生，這個麥克風的費用我已付。」這話使接踵而來的事都無關緊要了——包括其他人最後讓步並離開講臺後我們兩個候選人的辯論。。

　　事件發生後，政治輿論一致認為我犯了一大過錯，不是因為我說了什麼，而是因為我沒有說什麼。我當時覺得我的處境是不錯的——一辯論會的規定已經決定了，而且我也打算遵守這些規定。但是那天晚上我得到的教訓是——如果在這之前我不知道的話——政治運動有它自己獨特的規律。把其他候選人排除在外，在群眾看來是不公正的。後來我認識到，如果當時我告訴喬恩·布林說：讓其他候選人拿椅子上來參加辯論，如果對裡根州長方便的話，那對我也是方便的，事情的結果可能會好些。

　　而如果我那樣做了，難道新罕布什爾預選的結果會變得不同嗎？看來不會。從投票後我們得到的數字來看，羅納德·裡根甚至在納休阿事件發生之前就在向很大的勝利邁進了。

　　在2月26日新罕布什爾預選中裡根得50%選票，我居第二得23%。其他競選者落後。我們終於有了我們所期望的兩個候選人進行競選的機會，但當裡根的樂隊車駛過南區和中西區的預選大會時，新聞界認為這次競選結果已不出所料：裡根已把共和黨總統提名緊握在手。

　　為什麼我還在競選呢？我真是要競選副總統嗎？

　　這個問題幾乎在每次記者招待會上都要提出來。政治謠言說，我只不過是作作競選總統的姿態，利用競選活動作為爭取在候選人名單上居於第二位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否則一個候選人為什麼還要在沒有希望的事業上堅持下去呢？

　　我不僅對新聞界而且對我的工作人員的回答是，因為那個事業並不像表面看來那樣沒有希望。我們花錢很注意，甚至經新罕布什爾競選之後我們仍然還有3OO萬美元左右的競選活動基金。把我們的基金集中花在幾個關鍵性的州上，我們順著這條路線走下去就可期望取得像在衣阿華那樣的突破。多根陣營犯策略錯誤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而我們可能做出另一個使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在競選用的飛機上，肯尼·羅傑寫的歌曲《賭徒》通過我們的擴音系統進行傳播，當他唱到「你得懂得何時拿在手巾，何時收起來」，我們便一起跟著唱起來。為了向持懷疑態度的新聞界強調我們仍在堅持，我借用了華盛頓「子彈」隊1979年在全國棒球協會錦標賽中唱過的一句：「直到胖小姐出來唱歌，歌劇才結束。」

　　那不光是為了新聞界報道或使我的工作人員（或我自己〕的士氣不至於低落，我是有意這樣做的。無論何時何人——新聞界、工作人員或好意而悲觀的朋友——問起我為什麼不「現實」一點地看待這次競選，我的回答是政治上的「現實主義」不一定要受到新聞界或選舉票數的支配。我們在1979年投人衣阿華的競選運動時曾是不現實的；就那件事而言，在一些專家們的眼裡，甚至裡根參加競選也不是「現實主義」。在1976年的總統提名敗給福特總統之後，他們就差一點把他一筆勾銷。

　　我過去是——現在仍是——樂觀主義者，確信不管形勢表面上看來怎麼不好，好事情是可以出現的。這是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如果樂觀主義能鼓舞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度過黑暗的時刻，我認識到這種精神也可以導致一個總統候選人面臨一些問題——不是策略上的而是形象方面的問題。

　　我的樂觀主義主要指熱情，宣傳「大勢頭」和美國要「在80年代興起」。好心的朋友也在那方面努力勸告我。他們說那些話都是「預科生」的空話，它給人造成的一種印象是，我的競選運動缺乏實質性的東西，一日我失去勢頭，我就會失去一切。

　　到新罕布什爾之後，對我的批評達到我競選期間最嚴厲的程度：說我未能闡明對「未來的看法」。

　　這種批評是毫無根據的。我對美國未來的觀點——我要領導這個國家前進的方向——從競選運動一開始就在幾十次講話和論文中已闡明了。

　　這一觀點過去是（現在也是）由我的政治哲學思想形成的——這種保守的哲學思想基礎是：美國是全世界希望的燈塔，是全世界人民自由、正義和機會的燈塔。

　　在國外，尊重我們對朋友和盟國的義務和用通過實力保障和平的政策維護美國的利益——用約翰·肯尼迪在其就職演說中的話說，我們足夠強大，所以我們「絕不是由於害怕而去談判」，而是「從來不怕去談判」。

　　就國內來講，即在解決問題時，要把政府看成是最後的、而不是最先的依靠力量。我相信，就像傑斐遜和林肯所相信的那樣，政府的唯一目的是為人民做他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政洽和社會自由是同經濟自由聯繫在一起的；總統的適當作用是制訂國內和社會發展日程，通過自由競爭市場——不僅僅是產品而且還有思想——來改進美國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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