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27)

二七

　　關於擔任一項新工作時懷疑者不信任你能做好，我要說的第二點是：這加強了我競爭的本能。他們提出了挑戰，我下決心要證實他們是錯誤的。

　　我也像多數美國人一樣，在1945年聯合國創立時曾對它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但到70年代初期，我的認識已有了巨大的變化。聯合國作為「和平的最後也是最好的希望」，像又一盞明燈一樣暗淡下來了。

　　許多美國人覺得難以接受的是，聯合國即使未能達到人們的期望，然而仍然起著有價值的作用。在政治領域中，它也許基本上是無所作為的，有時甚至起反作用。但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自50年代初期在朝鮮到7O年代和8O年代在中東一直起著很好的作用。而且聯合國在科學、醫學、農業及空間技術等領域，更不要說在援助難民和饑餓者的人道主義工作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過，在我聽取了詳盡的情況介紹後，於1971年3月初作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赴任時，我對聯合國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為美國在這所「玻璃宮殿」裡的首席代表的作用，已經不抱幻想了。我在那兒應是我國政策的積極鼓吹者，而不是消極辯護者。就像我在上班第一天工作結束時對《休斯敦郵報》記者弗雷德·博納維塔說的，「我來到了這塊不得安寧的土地上。」

　　是的，我……一頭撞到雅可夫·馬利克這垛石頭牆上。

　　在我的記憶中，雅可夫·馬利克是朝鮮戰爭期間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表情嚴肅、態度固執的發言人，那時安理會的辯論經常在電視上轉播。馬利克是讓俄文「不」為英語世界家喻戶曉的冷戰初期蘇聯外交官之一。他不斷地使用大國否決權來阻撓聯合國採取蘇聯人所反對的行動。

　　1950年，由於馬利克的退席，聯合國才得以不被否決地通過決議，使保衛韓國成為國際性的，而不只是美國獨家承擔的任務。

　　20多年過去了，馬利克再次出現在聯合國，現在他的頭髮變白了，但是他的本性並沒有變化，這一點我在出席第一次正式會議時就發現了。

　　對於新來到聯合國這個國際場面的人，不管是美國總統還是大使，蘇聯人總有一種可以預料得到的歡迎方式，要給他個下馬威。他們試探試探這個新人，有時故意挑起對抗，以觀其反應。

　　我剛向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遞交了國書，幾乎還沒有在辦公室坐定，我的副手克裡斯托弗·菲利普斯就進來報告說，馬利克已經要求召開一次四大國大使的特別會議，即英國的科林·克勞爵士、法國的雅克·科斯久什科-莫裡澤。馬利克和我，來處理以色列立即撤出1967年六日戰爭中所侵佔的阿拉伯領土問題。該問題早就列人聯合國的緊急議程，但是馬利克選擇了這一特定的時間來催促迅速採取行動。

　　會議剛一開始，馬利克就發表起長篇演說來，指責美國在撤退問題上聽命於以色列。我說，這叫指控太荒謬，不值一駁。我進一步說，如果蘇聯人就是這樣行事，那麼他們並不是真正想要和平解決中東問題。

　　這就是我參加聯合國工作的入門儀式，也是馬利克說的「歡迎進入外交界」的方式。

　　在我任駐聯合國大使期間，作為東道國的首席代表，我可受夠了蘇聯式的外交那一套。馬利克經常打電話來，就俄國人遇到的不便或遭到美國公民騷擾等事向我提出抗議。

　　有時，即使蘇聯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也慣於在堅持他們的觀點時走得太遠。

　　例如，有一次發生了一件討厭的事情，一顆子彈射入了蘇聯代表團駐地的一套公寓房間。當我的代表團打電話來報告所發生的事情時，我正與比利時人共進晚餐。我立即與我們的蘇聯問題專家迪克·庫姆斯一起趕到現場。他們的一個克格勃人員迎接了我們。他匆匆忙忙把我們領到11層，然後帶進房間，讓我們看遭到破壞的情況。一個窗戶破碎了，子彈擦過冰箱射人牆壁。紐約城一個久經磨煉的偵探正在仔細地檢查牆壁上的彈坑。

　　然後，在我們見過了住在該公寓房間的受驚的家庭後。一個負責人——不是馬利克本人，而是他的部下，朝著我叫嚷說。這是蓄意的挑釁，不可能沒有我們參與就發生。

　　此時，我便採取了對付蘇聯人的蠻橫指責的既定方針—一以攻為守。我說，「這不是事實。而且你也知道，」（儘管他很可能並不知道，因為在俄國不會在政府不知曉的情況下發生「意外事件」。）然後，我指著正在收集牆壁內子彈碎片的偵探又說，「你看到那個官員了吧，他是美國最好的子彈專家。我們指定他來破這一案子，因為我們決意要找出究竟是誰幹了這件事，而且不管他是誰，都要送交法庭審訊。」

　　這樣做似乎安撫了俄國人。而且這也不會使紐約城的偵探不高興，雖然我以前從未見過他。

　　但是，基本事實是紐約的警察在破這一案子。此後不久，他們逮捕了一個人，指控一個保衛猶太人聯盟的成員擁有上述事件中使用的來複槍。

　　在上述事件中，法庭將那個嫌疑犯釋放了。但是，我在聯合國任職期間，保衛猶太人聯盟還被牽涉到其它一些暴力事件中去。我能夠同情他們的事業—一抗議蘇聯猶太人遭受迫害，但是我對保衛猶太人聯盟的領袖拉比·邁爾·卡亨明確表明，我不認為他為這一事業做得好。

　　有一天，卡亨到美國代表團來要求見我。當時，我正要到聯合國大廈去。我的一些工作人員說，卡亨是、一個挑起對抗，讓報紙作為頭條新聞來報道的專家，故建議我們從後門出去。我決定不這樣做。

　　當我向前門走去的時候，等在接待處的卡亨站起來擋住我的路。

　　他問道，「你為什麼不願與我談話？我只要求進行一次對話。」

　　我一面向街上走去，一面告訴他，「因為我已經看到你要對話的意思，那就是射向蘇聯大使館的子彈。我不能寬恕你們那夥的暴行，就像我不寬恕阿拉伯恐怖主義者對猶太人的暴行一樣。」

　　最壞的一個阿拉伯恐怖主義者行動，就是在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殺害以色列運動員，它導致我在聯合國歷史上第二次使用了美國的否決權，以反對1972年安理會的一項決議，因為此決議譴責以色列襲擊巴勒斯坦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基地，卻沒有譴責導致這一襲擊的慕尼黑暴行。

　　這是一個一邊倒的不負責任的決議，這在當時的聯合國很典型。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大會獲得了多數，攻擊西方，特別是美國，已成為一種風氣。而與此同時，這一國家繼續承擔著聯合國將近1／3的預算。每當美國受到攻擊時，尼克松總統從不忘記提及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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