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7)

七

　　幸運的是與我結婚的人同意我這種與舊生活決裂的想法。巴巴拉和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結婚的。當時我還是耶魯大學經濟系的學生，我們卻就我們這一生中該做些什麼與眾不同的事談論很多，我們充分地發揮著自己的想像力。

　　有一次，我們讀完路易斯·布羅姆菲爾德的著作《農莊》以後，我們曾認真地考慮過要去務農。那種自給自足的理想以及被布羅姆菲爾德說成是農莊生活組成部分的那些基本價值深深地吸引著我們。格蘭特伍德所描繪的景象仿佛呈現在我們面前，金色的麥田延伸在中西部蔚藍色的天空之下，有一個家庭在那農莊裡生根發展。

　　然後，我們開始更深一步地調查農莊的經濟生活。不僅是要知道該做些什麼才能成功地經營一個農莊，而且還要弄清楚對於土地、牲畜和農莊設備的第一批投資需要多少。算下來超出了我們的負擔能力。我們沒有那麼多錢，也不知道上哪兒去籌集這筆錢。有一件事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這種營生不是我們兩家所能幹得了的。

　　我父親，老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位布朗兄弟和哈裡曼股份公司的投資銀行企業合夥人。他能掙錢，所以我們一家過得舒適，但並不奢華。在掙錢、存錢、花錢的問題上，父親是信奉老本·富蘭克林習字簿上寫的至理名言的。在其他方面，我父親和母親也是不折不扣地體現了清教徒的道德準則。他們的孩子——我的哥哥普雷斯、弟弟約翰和布巴克，妹妹南希以及我——都已長大，懂得生活不是一個可以無限支取的銀行戶頭。我們需要什麼，應該先去掙錢。我們從小就懂得如果一有病痛或發生什麼嚴重情況，那麼一家人會互相幫助，但是我們一旦離開了家庭，我們在事業上或以後的生活上發生了什麼，那就都得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了。

　　如果我確曾相信有一樁前景牢靠的事業需要討論，我早就會毫不猶豫地去找父親。然而，不管我們怎樣看，喬治和巴巴拉農莊辦成了一個風險大、有投資卻無收穫的事業。

　　我們有另一個甚至更好的理由使得我們從未考慮去我們家中要錢。與舊生活決裂就意味著我們要靠自己生活。我在海軍時積攢了3O00美元。錢不多，但足夠我們自己開始獨立生活。我們那時還年輕，才20出頭，我們要開創自己的道路，犯自己的錯誤，締造自己的未來。

　　事實上，我僅僅做著我們父母那一代曾經做過的事。他們是移居到新英格蘭謀生的中西部人。父親來自俄亥俄的哥倫布，母親出生時名叫多蘿西·沃克，來自聖路易斯。

　　我父親最初到東部去上學。他在耶魯大學畢業後，參加了陸軍的野戰炮兵部隊，當時美國已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被遣送到海外後，晉升為上尉，後來回家便開始經商。我祖父塞繆爾·P·布什是哥倫布巴凱鋼鐵鑄造廠的董事長，但父親對到那兒去工作不感興趣。他在我母親的故鄉聖路易斯的西門子五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父親是個企業管理人員，他擅長改組失敗的公司，使公司扭虧為盈。他在西門子公司工作了多年之後又受雇於休普產品公司的債權人，清理該公司的財務。這個公司是一個室內裝修公司。當父親指出問題所在——具體說就是獲取非法利潤——休普先生自己攬下了過錯。這導致了一場經濟管理危機，而這在企業管理法第101條中沒有說明。我父親不得不在辦公桌抽屜中放一支上了鏜的手槍。當休普先生被宣判犯有詐騙罪之後，這種形勢才最終得到了解決。體普的債權人要求父親留下經營這個個公司。他幹了，幹得很出色。經過一系列兼併，該公司最終成為美國橡膠公司的一部分。

　　那時候，我的父母已開始養活一個五口之家了。我哥哥小普雷斯生於1922年，那時父親在田納西州金斯波特的西門子公司工作。到1924年6月12日我出生時，全家已遷往馬薩諸塞州的米爾頓，那時父親就在那裡的美國橡膠公司工作。當那家公司將總部遷往紐約以後，我們家也終於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冶附近定居下來。

　　我們家經常搬來搬去，那段時間正是汽車在改變著美國19世紀舊生活方式的年代。好多年以後，當我到金斯波特進行旅行演說時，我遇到一位老太太，她還記得20世紀20年代初我父親曾在那兒工作。返回華盛頓途中，我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的父母不曾遷往新英格蘭而定居在金斯波特，我的生活會發生多大變化呢？我會移居到得克薩斯州去嗎？會不會跟霍華特·巴克和比爾·布羅克一起參加到東田納西的共和黨政治生活中去呢？很可能去得克薩斯，我從18歲時起似乎就已命中註定如此。甚至當我在海軍的日子裡，我被派往的航空母艦「聖賈辛圖」號掛的就是得克薩斯州的州旗。但我從事政治起步有點晚，因為在我長大成人時，我們的家庭與政治的關係還不多。父親是共和黨人，還曾積極為州的黨組織募集基金。但當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候卻很少談論政治。每週一次，我父親作為會議主席參加格林威治市鎮會議，與其說是在盡政治義務，還不如說是在盡公民義務。

　　直到1950年，在我到得克薩斯兩年之後，我父親才第一次參與政治上的角逐，他當上了美國參議院的候選人，當時他年已55歲。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因為我知道是什麼原因驅使他這麼做的。他在企業界已有名氣，現在感到有一筆債要償還。

　　《新聞週刊》雜誌在一篇關於參議院競選的文章中引述了一位被稱為「無情的政治作家」所描述的有關我父親競選的一段話：

　　「普雷斯有一個陳舊的觀念，那就是一個人獲得的利益愈大，他對公眾服務所承擔的義務也愈多。他相信這一概念，也討厭它。我相信他。」

　　在1948年哈裡·杜魯門險勝湯姆·杜威後，父親關注兩黨制的前途。到195O年，共和黨已在野18年。除總統位置外，民主黨在這18年中控制國會達16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已去世5年，他在30年代所創立的聯合國仍然統治著美國的政治。共和黨面臨永遠處於少數地位的威脅。

　　那時，共和黨大致沿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劃分的線分裂著。一邊是老孤立主義者，他們在戰後年代總的說來反對美國對西歐承擔義務的觀念。另一邊是這麼一些共和黨人，他們支持北大西洋公約聯盟，並且相信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必須對全球事務起積極作用。

　　父親贊成北約。他站在人們在1952年所熟知的黨內艾森豪威爾派一邊。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必須採取強硬立場反對共產黨在東歐和亞洲的入侵——這個問題在1950年6月美國和盟國軍隊派去阻止北朝鮮接管南朝鮮時就看得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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