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43)_學達書庫

四三

　　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首先正是學術上的需要和興趣，才使得我們的能力不斷增長。一個有明確目的的觀察者所具備的才能，是一個漫不經心的旁觀者永遠想不到的。多年來，麥克林托克心中滋長著一種特殊的、和諧的理解能力，這提高了她的識別能力。直到最後，她所研究的目標客體憑其本身而成為主體。它們要求她關心它們，我們大部分人只有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才經歷過這種情況。對麥克林托克來說，「生物」一詞是一種名詞——它不光是一種植物或動物。（「生物的每一組成就像是每一其他部分的生物一樣」）——而是一種有生命形式的名字、一種反客為主的名字。她毫不誇張地補充說：「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時，我感到很抱歉，因為我知道小草正沖著我尖叫。」

　　這也許略帶詩意，但麥克林托克可不是一個詩人。她是一個科學家。那標誌著她對有生命形式的根本秩序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她使用了科學裝置獲得了秩序的入門。她使她的洞察力進入了共同的科學語言——即使是在這樣做時需要改變那種語言也罷。現在，分子生物學家在DNA的結構和性質方面揭示了規則和令人驚詫之處。但那並不表明要打破（生命形式）的秩序，而只是表明面對大自然實際狀況的千姿百態，我們的模式不相適應罷了。細胞，還有生物有它們自己的結構，這一切並非隨機的。

　　總之，麥克林托克同其他自然科學家們所共同信奉的是：自然是有規律的，獻身于這項工作就是闡明那些規律。此外，她還意識到：推理和實驗雖然被稱為是進行這一探索的主要方法，但卻是不夠的。在這裡，再引用一次愛因斯坦的話：「……只有直覺，以和諧的理解力為依據，才能得出（這些規律）；……日常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打算和計劃，而是直接來自內心。」

　　對自然深切的敬畏，對已知的進行綜合的能力——這些反映了與純理性事業的形象，不同的科學的形象。然而這兩種形象在整個歷史中是共存的。我們熟悉神秘主義的形式（信奉經驗的統一、自然的完整、自然規律的根本奧秘等）都在科學發現的進程中起了必要的作用。愛因斯坦管它叫作「對宇宙的虔誠」。而創造性洞察力的經驗反過來又支持了這些信奉，並培育了科學方法有其局限性的這樣一種意識和正確評價由其他途徑得到知識的方法。麥克林托克對這些思想兼收並蓄，並無例外。但例外的是她表達的率直——她以其所掌握的、以其所說的。以其和我們已習慣的科學思想背道而馳的態度而自豪。在她的心目中，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方法的本身不能給予我們以「真正的理解」。「科學方法為我們提供的關係是有用和正確的；在技術上是驚人的；然而它們還不是真理。」而且它決不是獲得知識唯一的途徑。

　　麥克林托克堅定不移的信念是：除了科學上所採納的常規方法之外，還有其他正確的方法可以認識。她從畢生的經驗中得出：科學告訴我們的絕無僅有。她寧願丟下一個玉米單顆籽粒的模式也不能棄置這些方法於不顧。或許正是由於麥克林托克堅守她本身的經驗原則，才使她在異乎尋常的信念方面比大多數其他科學家更為開誠佈公。相應地，她向其他人公開她非正統的觀點，不管她是否同意他們。例如，她回憶說，在四十年代末，一位來自華盛頓卡乃基學院的物理學家迪克·羅伯茨在冷泉港作了一次題為超感官感覺的演講。雖然當時她在城外，但當她聽到她同事們抱有敵意的反應時，她被激怒了。「如果他們對這課題同我一樣無知，他們就沒有理由抱怨。」

　　多年來，她對西方人所不習慣的學習方法保持著興趣。她曾特別努力學習西藏佛教徒的知識：「他們的訓練方法和結果使我吃驚，致使我相信我們是在用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方法來束縛自己。」

　　有兩種西藏的專門知識使她特別感興趣。一種是「奔跑喇嘛」的奔跑。據記載這些人連續奔跑數小時而毫無倦意。在她看來這種情形正同她幼時秘密練習作不費力的浮動一樣。

　　一些西藏人養成的調節體溫的能力也同樣給她留下了印象：「我們是科學家，我們對如何控制我們的體溫根本一無所知。（可是）西藏人卻學會了只穿一件小棉袈裟而活下去。在那裡不管寒冬酷暑他們都外出，當他們要通過這一學業時，他們得進行某種測驗。其中的一項是拿一條濕毯子蓋在身上，在最冷的天氣裡用體溫烘乾它，他們居然把它烘乾了。」

　　他們是怎樣能夠幹這些事情的呢？他們要獲得這類「知識」需要幹些什麼呢？麥克林托克開始考慮周圍的一些現象：「催眠也有一種很異乎尋常的潛能。」她開始相信不僅人的體溫、而且人的循環以及許多一般認為是自發的人體生理活動過程，能在意志的影響之下進行。她相信催眠實驗所表明的、被西藏人所實踐的精神控制的潛能是一些能夠學到的東西。「你能掌握它，它是能傳授的。」她開始自學。遠在「生物反饋」這個詞發明之前，麥克林托克就實驗用各種方法控制她自己的體溫和血液流動，直到她取得某種感覺時為止。

　　但是這些興趣是一般人所不接受的。「當時我不能告訴別人，因為那是違反科學方法的……。在我們的醫學生理學中，這一類的知識恰恰是我們所不碰的，（而它）與我們稱之為唯一方法的知識全然不同。」我們貼上科學知識標簽的是「一大堆不能相信的東西，你得到的是一大堆相互關係，但你卻得不到真理……事物要比科學方法允許我們想像的不可思議得多。」

　　我們自己的方法能告訴我們一些事情，但不能告訴我們另一些事情——例如，麥克林托克說，它不能告訴「那種使我有可能用未知的方法作出創造的事情。為什麼你會知道？為什麼你如此肯定的某些事情而你卻不能告人？你不以自負的方式予以肯定……你以我稱之為完全固有的方式予以肯定……你要做的是將方法納入它們的框框。無論何處進入你的框框以後，你得將它納入它們的框框。這樣，在你瞭解之後，你得用所謂「科學方法」將它納入它們的框框。哦，（問題在於）你是怎樣瞭解它的？我認為西藏人懂得這個「你是怎樣瞭解它的」。

　　麥克林托克不是唯一指望以東方糾正西方科學局限性的科學家。她所評論的她自己和她研究的現象之間的關係，特別使人想起許多物理學家從發現原子物理學所汲取的教訓。例如，歐文·施勒丁蓋爾寫道：「…我們的科學——希臘科學——是基於客觀上的……但是我相信，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現在的思想方法需要修正，或許要從東方思想中輸一些血。」「量子力學之父」尼爾斯·波耳在這個問題上甚至更為率直。他寫道：「為了得出一個類似於原子理論的教訓，……當我們試圖在生存的大戲劇裡，把我們既是觀眾又是演員的地位協調一下，（一定要轉向）那種思想家，如佛陀和老子，曾經遇到過的認識論的問題。

　　羅伯特·奧本海默持有相似的觀點：「關於人的認識總的意見……那已由原子物理學的發現所說明。在性質上它們並非全部不熟悉的，並非全部聞所未聞的，或者是新的。」他又寫道，「即使在我們的文化中，他們也有歷史的地位。在佛教和印度教思想裡更處於值得重視和中心的位置」。確實，在過去十年裡，由於大量的通俗報道的問世，現代物理學和東方思想間的一致之處看來已很平常了。但在生物學家中間，這些興趣並不普遍。麥克林托克正確地認為他們和她自己都有點古怪。在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樣，她以與眾不同而感到自豪。她以被人稱為一個「神秘者」而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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