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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第六病室》的情節是這樣的:

  在一個偏僻的遠離鐵路的被遺忘了的小城裡,有一家醫院,由於管理不善,秩序混亂,盜賊橫行,遍地是灰塵垃圾和病人的廢棄物。醫院的秩序僅由看門人,一個粗魯暴虐的老頭用鐵拳揍病人來維持。醫院院長拉京大夫,曾經工作很熱心,試圖重創醫院輝煌,但他的想法跟院內普遍的冷漠態度相抵觸,因而進展很不順利。於是他失望了,便把自己關在宿舍裡,一頭鑽到哲學和歷史書中,並醉心於享受伏特加和鹽醃黃瓜的美味。一次他到關精神病人的第六病室去,發現病人格羅洛夫有豐富的哲學知識,於是倆人攀談起來。但他們的觀點各不相同。格羅洛夫主張反抗壓迫、奴役和專制,為自由而鬥爭,就必須有實際行動;而拉京則主張不必多管閒事,什麼也不要做,良心反而清清白白。他對那些不幸的人的遭遇,只是反復念叨:「何苦呢!」

  由於他性情孤僻和跟生活隔絕,產生了一些古怪行為,周圍的人懷疑他也發瘋了。而他的助手霍博多夫,一個權力欲者,早就覬覦他的地位,他藉口拉京得了精神病而將他關進第六病室。在病室里拉京的哲學徹底破產了,他和格羅洛夫不堪忍受醫院的虐待,便舉行了反對暴力和專橫的抗議。結果飽嘗了看門人尼基達的鐵拳,他被打倒在床上……第二天拉京由於中風而身亡。

  《第六病室》是俄羅斯和世界文學史上反對專制、獨斷、暴政的最沉痛最憤慨的作品之一,是俄羅斯這座監獄的象徵,是聲討沙俄政權的檄文,兇惡的看門人尼基達就象徵著沙皇政權的維護者。當時還很年輕的列寧曾對他的妹妹安娜說:「當我昨晚讀完這篇小說時,我感到非常可怕。我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我被關在第六病室裡一樣,我不能留在房間裡,我站起來跑到了院子裡。」

  契訶夫對君主專制的憎恨和抗議,在那時具有十分偉大的社會意義。《第六病室》是俄國社會高潮開始明顯上升徵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時代的衰落和時代的崛起的歷史界限重要標誌之一。

  5.救人民於水火

  這一時期,契訶夫思想上不再相信託爾斯泰主義了。他認為托爾斯泰否定技術進步,吹噓精神進步的理論是不對的。他說:「從童年時代起,我就相信人類進步,而且一直相信這一點……托爾斯泰的哲學曾對我產生過強烈的影響,它曾支配我達六七年之久,現在我內心裡有些東西對此提出異議。

  理性和正義告訴我,電和蒸汽機比貞潔和拒絕肉食更能體現人類的愛。」

  契訶夫認為人類的出路在於相信科學,在於相信人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進步,不能像這位哲人那樣通過把有學問的人降為農民來實現,而應把農民變為有學問的人。企圖通過發展小農經濟和愚昧政策來更新世道是一種空想。

  當然,契訶夫雖然反對托爾斯泰的空想主義,但他仍對托爾斯泰懷著敬仰和親切的感情。他對《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讚歎不已,認為寫得好極了,每讀一次都感到新鮮和驚訝。他越是否定作為思想家的托爾斯泰,越是欽佩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而且他對托爾斯泰的道德人格欽佩得五體投地。

  1892年,全俄羅斯發生了罕見的大旱災,赤地千里,禾草不生,顆粒不收,全國陷入了饑荒,到處是逃荒求生的人群。沙皇政府害怕農村發生動亂,下令禁止新聞界刊登反映災情嚴重的文章,並禁止向私人募捐,只允許紅十字會和教會幫助災民。

  對政府當局的這一決定,托爾斯泰提出了異議,認為紅十字會和教會的救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他憑藉自己不受懲罰的巨大威望,不斷向公眾宣傳災情,發出呼籲,募集捐款。他還親赴災區,實地查看災情,慰問災民,並在自己的女兒們的幫助下開辦了數百個賑濟所。這場由一位離群索居的作家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掀起的慈善運動,使契訶夫目瞪口呆,他不由讚歎說:

  「托爾斯泰!呵,托爾斯泰!在當今的世界,他不是一個凡人,而是一個超人,他簡直是朱庇特神!」

  作為對國家、對人民有強烈責任感的契訶夫深受託爾斯泰道德力量的感染,他很想去援救成千上萬挨餓的災民,並且已經與他早先的一位朋友,現任尼日尼—諾夫戈羅德地方自治局局長的葉戈羅夫進行了聯繫。遺憾的是在這危急的當口,他偏偏患了一場重感冒加上肺結核加重的併發症,有好幾個星期臥床不起,使得他焦急萬分,他的病一開始好轉,剛能下地,就立即帶病行動,幫助葉夫戈羅德實現其救災計劃。

  葉夫戈羅德計劃是到林區買一些馬匹,餵養一個冬天,到春天再把馬捐贈給農民以利於來年的耕耘。這個計劃需要很多資金。為了籌集這一大筆錢,契訶夫便在報紙上刊登了啟事,給他的熟人和朋友寫了成百上千封信,並四處拜訪有可能提供資金的人。但效果不能令人滿意。他便於12月去彼得堡,打算在那裡募集更多捐款,結果也事與願違。返回莫斯科後,他又馬不停蹄地赴尼日尼—諾夫戈羅德找他的朋友葉戈羅夫,商議採取什麼措施救助農民。

  那時已屆冬天,天寒地凍,風雪交加,道路泥濘。他依然乘雪橇去查看受災的村莊。在一次去鄉下的路上,他遇到了暴風雪,險些迷了路。事後,他坦白地說:「我當時相當害怕!」

  災區的現象十分悲慘,家無隔日之糧,戶戶停火斷炊,老人小孩啼饑叫寒,真是慘不忍睹。在災情面前一籌莫展的政府當局已不再反對私人救災行動了,可是儘管契訶夫四處奔走,八方求告,但提供救災捐款的人還是越來越少。他感到非常沮喪和氣憤,在信中對蘇沃林說:「如果那些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能夠言行一致,尼日尼—諾夫戈羅德就不會有任何饑荒。」

  在白雪皚皚的鄉下踉踉蹌蹌奔波了八天之後,他得了重感冒,而且感到背部劇烈疼痛,不得不返回莫斯科治療。感冒好了以後,他又於1892年2月2日隨蘇沃林一起動身去沃羅涅日州。

  這個州的救援活動比尼日尼—諾夫戈羅德有效。但蘇沃林的出現卻給此行披上了令人不愉快的官方色彩。這位深得政府信任的顯要人物、《新時代》的發行人的光臨使地方當局受寵若驚,大為感動。招待會和晚宴接踵而至,契訶夫不得不懷著怒火虛與應酬。村子裡的農民饑餓難挨,這裡卻滿桌佳餚美食,瓊漿玉液,使契訶夫無法忍受,他覺得這位名聲顯赫的朋友既無能又糊塗,實在荒唐可笑。

  1892年7月梅裡霍沃地區發生了霍亂,地區衛生委員會特來拜訪契訶夫要求他幫助政府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以避免這種流行病的傳播,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他翻閱了有關霍亂的最新書刊,並叫人搭起一些臨時的木板棚,用來隔離得了霍亂的病人。由於無錢支付各種費用,他只好求助於他的朋友、鄰居和富有的企業家,在他們面前施展「乞丐口才」。他乘坐一輛四輪馬車到處奔波,疲憊不堪地走村串戶,去教農民如何預防流行病,並且為那些患了白喉、傷寒和猩紅熱的病人看病,幾個星期之內就治療了上千個病人。多虧他的努力,這種疾病未能侵襲他所在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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