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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空軍方面,由於得到了空軍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和空軍元帥特倫查德的較好合作,削減擴軍計劃時未產生大的矛盾。這樣,丘吉爾在壓縮軍費開支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實效,使他得以貫徹執行債務償還計劃和維持較低的所得稅徵收水平,也就使恢復金本位制的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金本位制為英國財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據統計,這一政策為英國財界獲得了大約十億英鎊的額外收入。但從根本上看,這一做法卻是錯誤的,因為它對英國工業和工人階級都是一個沉重打擊。經濟學家凱恩斯作過統計,這一做法使得英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提價12%,而提價使商品缺乏競爭力。這就使當時英國工業為適應已發生變化的世界貿易格局所做的調整工作增加了困難。為消除這12%的提價,英國廠商就得削減工資、加大勞動強度,這樣又導致失業和罷工。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堅持不下去了,英鎊被迫實行再次貶值。

  後來凱恩斯出版了一本題為《丘吉爾先生經濟政策的後果》的小冊子。書中問道:「為什麼丘吉爾犯了如此愚蠢的錯誤?……大概,部分原因是,他缺乏不致犯錯誤的洞察力;部分原因是,他沒有主見,聽從了財界的大喊大叫的要求,而首先還是他的專家們把他搞糊塗了。」人們認為,凱恩斯的觀點是正確的,但他對丘吉爾的「譴責未免太過份了」。丘吉爾當然要負很大責任,但責任卻不應由他一個人來負,因為「他在這方面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受到三大政黨的首席財政發言人的支持」,議會以多數票通過了他的方案。此外,正如亞曆克·凱恩克羅斯所指出的:

  「姑且認為恢復金本位是錯誤的,但在那時的歷史背景下,整個來看,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變化減輕了社會經濟結構和緊縮通貨帶來的全部壓力,那末,這又是一個多大的錯誤呢?」

  然而,錯誤畢竟還是錯誤。這一錯誤給英國工業帶來的嚴重後果首先在煤炭工業中突出地表現出來。煤炭出口嚴重下降,許多礦區遭受到嚴重的財政損失。6月30日,礦主們通告說,要中止同礦工們已簽的協定,還要求礦工由每天工作7小時恢復到8小時,否則就削減工資。大不列顛礦工聯合會立即準備全國性罷工,並呼籲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給予聲援。一場全國總罷工一觸即發。

  為了防止勞資矛盾進一步激化,內閣在7月30日,即現有勞資協定屆滿的前一天,決定問煤礦工業發放9個月的臨時性補貼。

  丘吉爾不得不為這筆臨時性補貼籌措經費。1926年初,他向下院提出的經濟法案中建議政府削減衛生保健費和失業保險金。這一法案雖然遭到工党議員的強烈反對,但還是被通過了。丘吉爾被反對派稱為搶劫失業者的「強盜」;他回答說,這比起他經常被稱為「殺人犯」來說,已經算是一種「抬舉」了。

  1926年4月,丘吉爾提出的第二個財政預算帶有一定程度的樂觀色彩。他對國民經濟狀況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灰色的,而是花斑狀,整個說來,與去年相比,今年呈現的暗斑不那麼明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他建議增設一些臨時性稅種,提高一些項目的稅率,縮短為釀酒業提供的信貸期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宣佈將徵收賭博稅。對這一措施,不僅那些靠賭馬賺了錢的人反對,就連賭輸了的人也表示反對,因為這將會刺激賽馬賭博中的非法活動的產生。後來丘吉爾對這一應急措施逐年加以修改,直至1929年完全取消。

  丘吉爾的第二次財政預算演說再次獲得了高度評價。勞合—喬治認為:「陳述驚人的透徹,具有非凡的魔力與魅力。

  財政大臣就是用這個來款待下院的。」

  就在丘吉爾為每月發放給煤礦工業的臨時性補貼籌款的同時,已經恢復了的礦主和礦工的談判陷入了僵局。礦主們堅持要減少工資,而礦工們則「少付一便士也不行,多上一分鐘班也不幹」。4月27日,部分礦主自行公佈了新工資條件;礦工們拒絕接受。4月30日,臨時性補貼到期停發。於是,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於5月1日宣佈,準備於5月3日舉行總罷工。政府還曾試圖重開談判以避免危機,但未能成功。5月2日夜,印刷工人拒絕為次日出版的《每日郵報》排印題為《為了英王與祖國》的攻擊罷工的社論,使談判最終破裂。大罷工開始了。

  為了使公眾瞭解事態的進展,使罷工工人聽到政府的聲音,政府需要臨時出版一份報紙。《晨郵報》主編H·A·格溫納將該報房產設備交給政府支配。丘吉爾對辦報極為重視,他和另兩位大臣親赴報館安排有關事項。5月5日開始發行的這份《英國公報》每天出一張,到5月13日罷工應英國職工大會要求而結束時停刊。該報的發行量在幾天內就由23.2萬份猛增至250萬份,成為當時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總罷工結束後,煤礦工人們的罷工又堅持了7個月。丘吉爾繼續努力在勞資雙方之間進行調停,並使礦工們作了某些讓步。但是礦主們持強硬態度,並迫使礦工們按照自己的要求複了工。據估計,這次罷工使1926年的煤產量只及正常年份的一半左右。礦工們因此損失了6000多萬英鎊工資,並且曾經使其他工業約50萬名工人失去工作。

  當丘吉爾於1927年4月提出他的第三個財政預算時,他不得不宣佈,這個財政年度的赤字達3650萬英鎊,其中因罷工造成的赤字就達3200萬英鎊。並且,由於罷工的影響,在新的財政年度中,還將損失1800萬英鎊的財政收入。為了增加財源,丘吉爾除了採用上年已經採用過的增稅措施外,又採取了一系列的權宜之計。這「一系列令人吃驚的魔術般的絕招」,為英國政府增加了三千多萬英鎊收入。此外,丘吉爾還提議取消對工業和農業徵收的地方稅,以幫助恢復生產。這一提議遭到了負責監督地方政府事務的衛生大臣內維爾·張伯倫的反對。雙方爭執了好幾個月之後,達成一項妥協方案,即工業地方稅繼續繳納1C4而不是全免。

  丘吉爾在1928年的財政預算中,著重指出主要工業在「長期不易克服的」蕭條境況下,「稅率卻是最高的」。他宣佈「我們的總政策是幫助生產者」;根據這一原則,從1929年10月起減免3C4的生產性工業地方稅,完全免征農業地方稅。1929年4月,丘吉爾提出了他的最後一個財政預算。他對預算所作的演說被《星期日泰晤士報》稱為「當代預算演說中最引人入勝的」。預算中引人注目的是廢除了茶葉稅。這一措施被前任工党財政大臣斯諾登攻擊為「對競選進行賄賂」。的確,當新的大選日益臨近時,各黨領導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競選運動上來。

  在1928年中,丘吉爾還曾對保守黨在大選中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他認為政府的巨大減稅計劃會贏得選民們的好感,而失業問題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控制。但到後來,他的感覺發生了變化,擔心保守黨會失去多數地位。他曾同勞合—喬治探討過保守黨與自由党進行聯合的可能,並答應將其條件轉告鮑德溫。但當時多數保守黨大臣仍沉浸在普遍的樂觀情緒中,空軍大臣塞繆爾·霍爾曾回憶說:「我們發現,除溫頓斯外,每個人都興高采烈。」

  1929年5月,丘吉爾以比過去更為重視的姿態投入到競選運動中去。他的全家都來為他助威:18歲的兒子倫道夫發表了演講,克萊門蒂娜為他主持集會,就連剛剛步入社交圈的女兒黛安娜也參加了競選活動。最後,丘吉爾仍在埃平選區當選,但選票數與落選的自由党候選人夏普相比,並沒有拉開多大差距。

  就全國而言,工黨是這次大選中的最大贏家。投票的當天,丘吉爾到唐寧街10號去,和首相一起利用自動收報機接收全國各地的選舉結果。「當工黨一個接一個領先的消息宣佈時,溫斯頓的臉漲得越來越紅,火氣越來越旺,他離開了自己的座位,站到這台放在過道上的機器近旁;他聳起兩肩,怒目看著數字,撕下紙條,表現出好像若要再聽到工黨獲勝的消息,就會砸碎整個機器似的。他對周圍工作人員突然的叫喊,粗俗得簡直無法形容。」統計結果顯示,工党獲得288席,成為第一大政黨;保守黨僅獲得260個席位;自由黨獲得59個席位,比上屆大選有所增加。6月3日,鮑德溫決定辭職。

  工党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再度登臺。

  保守黨政府垮臺後,丘吉爾在巴克俱樂部舉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告別宴會」,與他的高級財政顧問們話別。儘管他在任時犯過一些錯誤,受到大量抨擊,但他盡了自己的責任,幹得相當出色。時間過得越久,人們就會越清楚地看到,丘吉爾的錯誤都是一些「集體錯誤」,而且在當時的特定時代背景下,是難以避免的。而他的個人才幹和品格魅力,則為他贏得了人們的敬重。最初對他頗不馴順的政務秘書格裡哥對丘吉爾的卸任極感可惜,稱他是「我們生活的時代裡最傑出和多才多藝的人」;長期跟隨他的埃迪·馬什更是倍感傷心。他們以及丘吉爾本人都沒有料到,他此次離開政府到他下次重新登臺將長達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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