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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他主張保守黨團結一致,並與「1886年就形成的那個自由黨的一派」進行合作,來對抗社會主義者的挑戰:

  「自由黨的這個派別將把保守黨的政策修改得與它所具有的人數和力量相適應;進步的保守黨人和那些大的勞工選區的代表,將為國家提供反對倒退所必需的保證。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足夠強大而廣泛的陣線,以對抗社會主義者政黨日益擴大的威脅,抵制其舊有的一切異端邪說和剛剛建立起來的聲譽。我為威斯敏斯特選舉選擇了一個口號,那就是『聯合和自由』。」

  有人譴責他與尼科爾森競爭議席是與保守黨為敵。他解釋說:「我自己提名作為候選人,完全不是與保守黨及其領袖為敵。恰恰相反,我認為,這個党現在應當成為主要中心,工党的所有反對派都應向它靠攏。」「如果我認為當前提出的保守黨候選人確實能代表這個選區的話,我就不會提自己為候選人。這涉及到重要的社會原則問題。選區由幾個家族把持並據為己有的時代應該一去不復返了!讓威斯敏斯特選區像一套家具那樣父傳子、叔傳侄,是不正確的。」

  也有人指責他同保守黨合作是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回答說:「如果說我能夠誠懇地同保守黨合作,並不是因為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而是保守黨已經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遠見的進步的行動綱領上來。」

  還有一件趣事。丘吉爾在競選期間收到了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的信。這位幽默諷刺大師表示很想投丘吉爾一票,因為他認為「加利波利之戰是一個好主意」;但他又說,他不能支持花了「我們1億英鎊試圖將俄國的時針撥回封建時代」的人。

  投票結果,尼科爾森僅以43票的微弱優勢擊敗了丘吉爾。這已經是丘吉爾第三次競選失敗,而且這一次是功敗垂成,使丘吉爾受到很大打擊,但他仍堅韌地繼續進行政治上的努力。他明白,如果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必須以保守黨作靠山。但重返保守黨的事不能操之過急,而必須等待適當的時機體面地進行。他於1924年春末提出,在各選區成立「保守黨和自由黨聯盟」。他給利物浦的保守黨領導人阿奇博爾德·薩爾維奇爵士寫信,請他安排「一次在你主持下召開的兩黨共用一個講壇的會議」。對兩黨聯合持懷疑態度的薩爾維奇樂意幫助丘吉爾,勸他在完全由保守黨人出席的集會上發表演講,丘吉爾同意了。

  丘吉爾在利物浦的演講中表示,他並不反對在戰爭期間提出的對外國奢侈品課稅的麥肯納稅案,也能夠接受對殖民地和各自治領有利的帝國特惠制的原則。這表明丘吉爾在財政問題上的靈活態度,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保守黨人的普遍歡迎。

  很快他又被邀請到愛丁堡向蘇格蘭的保守黨人發表演說。更具實質性意義的是,他受到倫敦附近的埃平選區的保守黨領導人的邀請,在該選區保守黨議員退休後代表保守黨參加競選。丘吉爾不願意馬上就被人稱為「保守黨人」,但保守黨埃平分會不願意他持「獨立人士」的名義以刺激黨內頑固分子的反感,協商的結果雙方都同意丘吉爾以「憲政主義者」的身份參加競選。在保守黨埃平分會理事會上,以壓倒多數通過丘吉爾作為保守黨候選人,丘吉爾重返議會就是遲早的事了。

  第一屆工党政府只生存了9個月。1924年夏,有人檢舉共產黨報紙的代理主編J·R·坎貝爾發表敦促士兵不要向「工人弟兄們」開槍的文章煽動叛亂。坎貝爾被起訴,但工黨政府8月撤銷了訴訟。9月底議會開會時,自由党堅持要求成立一個調查此事的小型特別調查委員會,工党反對這項動議。在10月8日的辯論和投票中,自由黨不再支持工黨政府。結果以364票贊成、198票反對的票數使政府遭到失敗。第二天議會被解散;月底舉行了新的大選。

  在投票的前5天,外交部發表了對第三國際領導人季諾維也夫致英國共產黨的信的抗議照會以及季諾維也夫的那封信。信的內容表明共產國際命令英國共產黨「設法以暴力推翻這個國家的現行制度並唆使英王陛下的軍隊成為達到那個目的的一個手段」。雖然後來有說法認為這是一個偽造的文件,但在大選中它卻成為保守黨人攻擊工黨的最好武器。

  丘吉爾在競選中充分發揮了他的演講才能,對工黨政府和社會主義進行了激烈攻擊。丘吉爾攻擊工党政府「完全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削弱了英國海防力量,「急切地想抓住機會攫取統治權」,「玷污了廉潔、公正、無私的政府信譽」。他在伍德福特發表的演講中說:

  「讓英國丟棄社會主義者想方設法披在她身上的那件德國製造和俄國製造的可笑而不體面的破爛偽裝和外衣吧;讓英國在自己的寶座上再次顯示那莊重的神態吧;她決心要牢牢抓住海神三叉戟,在她的盾牌上懸掛的不是可惡的共產主義紅旗,而是英國國旗。」

  丘吉爾充滿感情色彩的演講令聽眾發出了「長時間響亮的歡呼聲」,也給保守黨領袖鮑德溫留下了極深印象。鮑德溫致信丘吉爾說:「你對各黨派的溫和主義者能起到傑出的引導作用,我們熱烈歡迎你能在下院給予幫助,下院已久未見到你從事議會政治的巨大才能。」丘吉爾還得到了兩位前保守黨下院議員和一位前獨立的工党候選人的支持。丘吉爾的個人影響力以及他的多方奔走,使埃平選區的投票率創下歷史最高紀錄,達78%。丘吉爾以19843票的高票數當選,比位居第二的自由党候選人夏普幾乎超出10000票。

  保守黨在這次大選中戰績輝煌,總共獲得了413個席位。工黨的席位減少到151席。最慘的要數自由黨,只剩下40個議席,從此後在議會中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了。不少自由党選民第一次投了保守黨的票;幾十位自由党或前自由党候選人,紛紛仿效丘吉爾自稱是「憲政主義者」,並且有7人在這次大選中當選。這一現象反映了選民的一種傾向,而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顯然是丘吉爾。鮑德溫認為,如果處理得當,就有可能鼓勵自由党選民繼續轉向保守黨營壘;而如果把丘吉爾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話,則他很可能會與勞合—喬治以及伯肯赫德勳爵聯合起來,成為強有力的政府反對派。因此,鮑德溫決定把潛在的政敵化為盟友,在組閣時起用丘吉爾。

  對丘吉爾的任命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一方面,鮑德溫認為丘吉爾「在政府內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個「反工党分子」不宜擔負處理國內事務的職責。於是初步安排他擔任印度事務大臣。但在與內閣副秘書湯姆·瓊斯磋商時,瓊斯認為性情急躁的丘吉爾不宜在有時需要採取嚴厲措施的這一部門任職。鮑德溫又考慮讓丘吉爾重返海軍部或者任衛生大臣,但是,已被建議任財政大臣的內維爾·張伯倫拒絕擔任該職而想去衛生部,因而張伯倫力薦丘吉爾出任財政大臣。鮑德溫擔心如此安排將會引起軒然大波,張伯倫則擔心丘吉爾若重返海軍部將會使事情變得更糟。最後,鮑德溫接受了張伯倫的建議並立即約見丘吉爾。

  據鮑德溫的傳記記載,在會晤時,鮑德溫問丘吉爾是否想當大臣。在英語中,一般大臣都稱為minister,只有財政大臣和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亦即不管部大臣被稱為ChancelBlor。或許這種區別顯示了這兩個職務的地位尊崇,只不過由於歷史演變才使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變成了「留給已明顯年邁體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擔任的實際上並不重要的虛職。由於鮑德溫使用的是Chancellor一詞發問,所以丘吉爾反問道:「是公爵領地大臣嗎?」

  「不。是財政大臣。」鮑德溫回答。

  立刻,丘吉爾的熱淚奪眶而出。財政大臣一職是他父親擔任過、他本人長期作為奮鬥目標的職位,然而在此之前,由於政治上的升沉起伏,他剛剛從失敗的困境中掙扎出來,對擔任這一職務他連想都沒有想過。此時夢想卻意外地變為現實,並使他在事業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這怎麼不令他激動萬分呢!「這一令人吃驚的轉變」,使他從幾個月前既無政黨,亦無議席的政治孤立狀態中,一躍而成為僅次於首相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之一,對此他不禁感慨萬端。他不由想起了英國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的一句名言:「政治上風雲變幻的樂趣是領略不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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