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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回國後,丘吉爾仍未放棄自己的努力。他宣稱:「在歷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爾什維克的暴政是最壞的、最具有破壞性和最為卑劣的。」他在4月9日給首相的信中認為,對蘇俄的政策應當是「把德國養起來,並迫使它同布爾什維克主義鬥」。阿斯奎斯的女兒當時曾問他說:「您對俄國的政策是什麼?」丘吉爾回答說:「消滅布爾什維克,同德國佬接吻。」丘吉爾領導的陸軍部在安排英軍撤出俄國的同時,向白俄部隊提供了數額巨大的軍事援助。英國向俄國南部的鄧尼金提供的軍需品,足夠裝備一支25萬人的部隊。充分的補給使鄧尼金得以在1919年夏秋之交向北方迅速推進。丘吉爾為此十分高興,他曾對帝國總參謀長亨利·威爾遜爵士說,如果鄧尼金佔領了莫斯科,他準備「以某種大使身份」去「幫助鄧尼金制訂新的俄國憲法。」但到秋末,蘇聯紅軍向戰線拉得過長的鄧尼金部隊全面出擊,很快就使鄧尼金全線潰敗。

  幾年後,當蘇聯最高軍事法庭審問曾與丘吉爾會晤過的白俄軍事代表薩文科夫時,曾問及英國大臣中誰給予白衛軍實際支持最多?薩文科夫回答說:「是丘吉爾。他是陸軍大臣……他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丘吉爾給我看了俄國南部地形圖,上面用小旗子標著鄧尼金的軍隊,他指給我標示鄧尼金軍隊的小旗子突然說:『這就是我的軍隊!』」一個訪問俄國的工黨代表團曾帶回一份白俄文件,上面記述了1919年5月白俄使者戈洛文訪英時,丘吉爾曾答應他盡一切可能提供援助,包括派志願兵參加反對布爾什麼維克的戰鬥。工党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對此評論道:「就算丘吉爾先生是位權力無限的帝王吧,也不該如此慷慨地揮霍國家的財產和人的生命!」「如果工黨不為此而展開鬥爭,那就沒有什麼好鬥爭的了。」

  人們曾試圖找出丘吉爾極端仇視蘇俄的原因。勞合—喬治認為,丘吉爾「身上的公爵家族的血統促使其對俄國大量消滅尊貴的公爵大人這一點表示不滿」。這或許是因素之一,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英國的利益。G·V·契切林曾說:「丘吉爾的發言一貫強調東方的危險。支持鄧尼金和高爾察克,正如他本人多次說過的,他認為鄧尼金和高爾察克是英國在波斯和印度的利益的保護者。」

  在當時,丘吉爾的強硬政策得到了保守黨的同情和支持,卻遭到了工黨的堅決反對。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國內反對干涉政策的人越來越多,「他本人也驚奇,英國各階級的代表竟然聯合起來支持工黨關於不干涉蘇維埃政府的意見」。人們甚至把對俄國的干涉稱為「丘吉爾先生的個人戰爭」。7月29日的《每日快報》寫道:「我國決不希望在俄國打一場大仗,讓溫斯頓·丘吉爾這個自大狂、瘋狂的好戰賭徒見鬼去吧!把我們的士兵都召回家園。」

  形勢的變化促使勞合—喬治非常明確地拒絕了丘吉爾的冒險的俄國政策。1920年2月9日的內閣會上,「首相就俄國問題斥責了溫斯頓·丘吉爾。溫斯頓抱怨說,我們沒有政策。首相回答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設法避免由於溫斯頓堅持而使內閣通過的極有害政策所造成的後果!」

  此前首相已經向丘吉爾指出,由於他對俄國問題過於關注,影響了他對陸軍部和空軍部的改革與縮編工作。空軍部次官西利將軍也向首相抱怨說,由於丘吉爾工作繁多,很難顧及空軍部的工作,致使「空軍上上下下充滿不安與騷動情緒」。1919年11月,西利辭去職務。他在辭職演說中指出:「陸軍部的工作需要花費全部時間,但空軍國務大臣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全部時間」,而丘吉爾每週花在空軍部的時間合計大約只有一小時。丘吉爾答覆說,西利的態度使他難以涉足空軍部。儘管如此,他每週處理空軍事務的時間要遠遠超過一小時。

  勞合—喬治與丘吉爾商量解決辦法時,丘吉爾提出,最好是任命一位國防大臣,由他來統管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和軍需供應部。丘吉爾擬的名單中,將自己列為國防大臣的候選人。勞合—喬治對此建議頗感興趣,但後來發現,由於保守黨人的反對,短期內無法實現這一方案。

  事實上,在這一時期內,丘吉爾對皇家空軍的建設及其未來發展極為關注。他贊同空軍參謀長特倫查德將軍的意見,主張建立獨立的空軍建制,而不應讓飛機駕駛員僅僅「成為陸軍和海軍的司機」。丘吉爾認為,「皇家空軍的首要職責是保衛大英帝國」,因而有必要使空軍「成為一支能夠極大改變未來戰略的武裝力量」。他重新審查了陸軍部的各項職責,將適當的部分移交給皇家空軍來承擔。在審核政府每項開支越來越嚴格的情況下,丘吉爾費了極大努力才保證了空軍必不可少的經費開支。特倫查德將軍曾說過,丘吉爾既是一位陸軍大臣,也不失為一位有建樹的空軍大臣,他「在省錢的前提下為建設空軍這一兵種立下了汗馬功勞」。由於丘吉爾得到特倫查德將軍的支持,空軍部的糾紛以西利的辭職而告終。

  戰爭結束後,各戰勝國忙於巴黎和會以及同土耳其媾和,對各託管地的歸屬的確定,直到1920年才最後明確。敘利亞歸法國;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亦即伊拉克歸英國。英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曾以「承認與支持阿拉伯各國的獨立事業」為條件,爭取它們支持英國對土耳其的戰爭;但在1917年發表的巴爾弗宣言又宣佈承認猶太人有權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國家。這種前後矛盾的態度使阿拉伯半島處在嚴重的動亂之中。此外,英國政府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也極為混亂。伊拉克由印度事務部管,巴勒斯坦由外交部管,亞丁等其他阿拉伯地區由殖民地事務部管;而上述地區的軍隊調用則由陸軍部負責。這種混亂局面導致了政策制訂和執行中的諸多問題和困難。

  1920年5月,丘吉爾在內閣會議上曾抱怨說,在伊拉克實行的是「一種邪惡的制度」,在這裡「發號施令的部門對所產生的後果不承擔任何責任」。他認為,所有這些新領地的治理都應由殖民地事務部來負責;而維持秩序的任務,「可以邀請空軍參謀部進行競爭性的投標」,因為在索馬裡進行討伐戰的經驗證明,空軍不僅完全可以勝任此項任務,而且可以節省大量經費開支。

  由於外交大臣寇松和印度事務大臣蒙塔古反對交出他們在這一地區的職權,使這一局面持續了幾乎整整一年。1920年底,沉重的軍費負擔迫使勞合—喬治說服內閣採納丘吉爾的方案。恰好此時殖民地事務部年邁的大臣米爾納決定退職,勞合—喬治遂要求丘吉爾接任這一職務,希望利用他的才幹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些地區存在的政治和軍事方面紛紜繁雜的種種難題。

  1921年2月,丘吉爾帶著埃迪·馬什和阿奇博爾德·辛克萊少校轉任殖民地事務大臣,但同時仍兼任空軍大臣。他立即決定在開羅召開解決中東問題的各託管地英國總督和高級專員會議。丘吉爾把曾在戰爭期間鼓動阿拉伯人起來反抗土耳其的傳奇人物、被稱為「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前牛津大學萬靈學院高級研究員、考古學家T·E·勞倫斯,吸收到新成立的中東司任職,為自己出謀劃策。經勞倫斯推薦,丘吉爾在會前已內定由麥加行政長官的兒子埃米爾·費薩爾作為伊拉克國王的人選。在抵達亞歷山大港赴開羅途中,丘吉爾一行乘坐的火車受到埃及民族主義者的石塊襲擊。他們不得不在開羅以外幾英里的地方停下來換乘汽車前往會場。來自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灣以及英屬索馬裡的英國總督和高級專員們聽取了丘吉爾代表英國政府所作的政策說明,討論了可能實施的措施。會議開得十分成功。伊拉克高級專員珀西·柯克斯爵士按照丘吉爾的指示,著手把費薩爾到伊拉克當國王安排成由伊拉克人出面邀請。然後由新政權自己負責防務和財政預算,同英國建立一種締結條約的關係。這樣,駐伊拉克的英軍就可以減低到最少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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