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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身為財政大臣的勞合—喬治根據新情況,提出了增加海軍經費和社會改革撥款的財政計劃。因為這項計劃涉及到對財產,尤其是對地產徵收新稅的問題,並特別提出養老金不應具有捐助的性質,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權貴們的不安,並對這項計劃提出了批評。但勞合—喬治的計劃贏得了自由黨內多數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該黨主要力量恢復團結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獲得了政治上的生機。丘吉爾自始至終與勞合—喬治站在一起。勞合—喬治的計劃中的有些內容,比如建立發展基金,用於諸如植樹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財政項目,以便為週期性經濟蕭條時期提供額外的就業機會,就與丘吉爾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計劃完全一致。顯然他們曾就此交換過意見。同年10月,丘吉爾在丹迪市發表演說,提出設立「平衡機構」來調節勞動力市場,這就將勞合—喬治的計劃闡述得更為具體清楚了。

  保守黨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會期中,逐條批駁了勞合—喬治的財政計劃。11月,他們憑藉在上院的多數地位,否決了勞合—喬治的財政預算。但是保守黨的這一做法極不明智,因為在英國的政治傳統中,長期以來上下兩院已經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決下院已經通過的財政預算。保守黨的行為,打破了250年來的英國政治傳統,自由黨人認為這是對英國立憲準則和立憲傳統的破壞,這將使自由党在未來的大選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他們可以利用「貴族反對平民」這一口號來爭取選民們的支持。1909年12月,下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譴責上院破壞憲法並篡奪了下院的權利。緊接著,政府解散了下院,定於1910年1月舉行大選。

  但是,這一次卻輪到自由党人犯錯誤地判斷形勢的過失了。本來,自由党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數來開展反對上院的鬥爭,但他們卻希望通過大選得到選民們的肯定,而選民們則判定自由黨人失敗。1910年2月9日的大選結果表明,自由黨在大選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來的400多席減少到275席,而保守黨則由原來的157席上升為273席。此外,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獲82席,工党獲40席。自由黨在下院失去了多數地位,政府依靠愛爾蘭人和工黨的支持才得以維持生存。

  丘吉爾在丹迪市的競選中獲得了成功。他與工党議會黨團領袖亞歷山大·威爾基結成競選聯盟,共同對付兩名保守黨人。丘吉爾仍然像往常一樣,極精心地準備自己的演講,搜集和選擇大量的材料和數字支持自己的論點,並能準確地抓住保守黨的弱點進行攻擊。為了保證蘭開夏郡和柴郡的選民們不致于倒向保守黨營壘,丘吉爾受自由党領導人的委託,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徹斯特和英國西北部的其他幾個城市也發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說。他抨擊保守黨的政策,說「貿易保護制度,對蘭開夏說來,不僅是有害的,而且還是致命的,他們所發明的任何關稅,沒有不沉重打擊棉紡織業的」。當他的競選對手、保守黨下院議員寇松勳爵在對奧德姆的選民演講中發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貴族所創造」的論點後,他反唇相譏道:「奧德姆沒有一個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認為應該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們應該更確切地說,供養貴族是整個文明世界的艱苦工作。」身為馬爾巴羅公爵的後代,丘吉爾竟然對英國貴族以及由英國的「偉大家族」的代表組成的上院大肆攻擊,這種行為既是異乎尋常的,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儘管親朋們與他疏遠,人們指責他「玷污門庭」,但丘吉爾絲毫不為所動,因為他知道,英國的未來是屬￿下院的。

  保守黨的領袖們對丘吉爾的活動所造成的巨大影響深感憂慮。保守黨前座議員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給巴爾弗的秘書桑達斯的信中說:「溫斯頓對工人說來是一個極有魅力的演說家,在他們動搖不定的時候,他所表演的惡作劇就能起到穩定作用,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則對丘吉爾的競選活動深表滿意。給他印象尤為深刻的是,丘吉爾演講次數那麼多,內容卻很少重複,效果又至為顯著,因此他請丘吉爾到自己的選區東法夫發表演說。在競選期間丘吉爾發表的大量演說被彙集起來,編輯成書,很快付印,趕在1910年1月競選結束前出版,書名為《人民的權利》。這本書實際上成了自由黨人的競選手冊。最後,丘吉爾以10747票當選;落選的兩名保守黨人以及禁酒主義者斯克林傑等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總數還不如丘吉爾一個人的得票多。

  選舉之後,阿斯奎斯對內閣成員作了某些調整。由於丘吉爾在政治鬥爭和競選運動中的出色表現,他在自由黨內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顯其重要的愛爾蘭問題或者內政問題上發揮才幹;經過考慮,丘吉爾放棄了愛爾蘭事務大臣職位,選擇了內政大臣要職。至於他出掌海軍部的願望,只能留待不遠的將來再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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