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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丘吉爾在選舉中還得到了當地猶太人團體的強有力支持。因為丘吉爾一貫同情和支持猶太人的事業,同情他們試圖在非洲的英國殖民地上建立猶太民族中心的設想,因而博得了以曼徹斯特猶太人協會主席納丹·拉斯基為首的全體猶太人的好感。

  在演講中,丘吉爾充分運用了自己這些年來積累起來的知識和演說技巧,在與政治對手的辯駁中善於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競選對手威廉·喬因森—希克斯是一位強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關稅改革問題上是個穩健派。他抓住丘吉爾由保守黨人反叛為自由黨人這一事實,指責丘吉爾的政治態度前後矛盾。丘吉爾簡單而又巧妙地回答了他的詰難。丘吉爾說:「我在為保守黨工作的時候,我說過許多蠢話,正是因為我不想再繼續說這些蠢話,我才離開了它。」這個回答引起了聽眾的一片歡呼聲和笑聲。

  丘吉爾還很注意爭取保守黨人的支持,因此他把自由貿易問題作為自己演說的經常性主題,強調這一問題是選舉的關鍵問題。在許多場合他都曾這樣說:

  「在這次選舉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是什麼呢?如果你20年後再回過頭來看,在1906年人們贊成的是什麼呢?是自由貿易(熱烈鼓掌)。其他任何事情都將被遺忘。」

  因此,丘吉爾得到了當地自由黨貿易派的支持,在競選的巨大天平上,為自己又加上了一顆份量很重的法碼。投票結果揭曉後,丘吉爾以5639票當選,重新成為議員,只不過這次是自由党的議員罷了。自由黨人在全國範圍內也大獲全勝,獲得401個議席;而保守黨的席位大幅度下滑,僅為157席,遭到了慘重失敗。在自由黨方面,還沒有一個人能宣稱取得了比丘吉爾在曼徹斯特的勝利還要大的成就。倒黴的巴爾弗不得不靠在其他地方進行補缺選舉的辦法使自己得以重回下院。

  1906年的選舉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由工會代表委員會新近改組成的工黨在大選中初戰告捷,獲得了29個議席,此外還有24個議席是作為自由党勞工代表當選的,這標誌著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和英國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臺。丘吉爾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新特點。1906年10月,他在格拉斯哥發表了一篇關於工人代表參政以及對於社會主義的看法。他贊成工人代表參加下院;但他又盡力試圖將工人代表參政的組織形式納入自由黨的軌道。他反對進行暴力革命,在演講中他警告說:「任何一種涉及暴力的運動都將不可避免地遭到壓倒優勢的力量的抵抗,而這種抵抗將埋葬諸如此類的運動。」他還認為,沒有必要「參加關於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在哲學概念上有何差別的辯論」,因為在他看來,自由黨人的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在日常生活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打比方說:「我們在給街道提供照明和安排供水時,是集體幹的。但是,當事情涉及到向一位女人求愛時,就不是以集體的方式進行的,而女人也不會以集體的方式嫁給我們。」這個比喻倒是夠鮮明生動的,但多少也有點不倫不類。這反映出丘吉爾的特點,他主要是一位政治活動家,而在理論上的修養則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他的一位傳記作者曼德爾遜曾寫道:「如果問起丘吉爾,根據他的觀點,世界應該發生些什麼樣的變化,哪些東西需要改造,他准會陷入窘境,回答不上來……簡而言之,丘吉爾沒有世界觀。他雖然沒有深謀遠慮的觀點,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雖然沒有明確的和系統的哲學觀點,可他有某些觀念……他是一個沽名釣譽和精力旺盛的人,也是一個好出風頭的人,並且迫不及待地要成為事件的核心人物。」

  也有人認為丘吉爾是故意地混淆兩者的界限。他的好朋友保守黨人F·E·史密斯曾在下院中提醒道:「社會主義者最好不要去歡迎丘吉爾的名字,因為歸根結底他會在他們開始游泳時——如果他們會游泳的話,不過我對此卻十分懷疑——偷走他們的衣服。」

  大選結束後,丘吉爾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務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充分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年輕有為、富有首創精神的大臣。他與他的頂頭上司額爾金勳爵年齡相差懸殊,性格迥然各異,閱歷和修養自然也有很大區別,所以難免會有一些摩擦。對此,額爾金勳爵似乎早有思想準備。他後來回憶道:「當我接受丘吉爾為我的副手時,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會是輕鬆的。」額爾金不得不耐心地聽取丘吉爾關於各種問題的高談闊論,但仍然堅持自己的主見,把問題的最後決定權操在自己手裡。他說:「我決心讓他接觸一切政務,但要對他有所控制。」

  殖民地事務部有一位官員曾寫道,丘吉爾時常「同額爾金勳爵呆在一起20分鐘,或半個小時,他在房間裡一邊來回踱步,一邊滔滔不絕地傾吐自己的看法,額爾金勳爵則幾乎一言不發。直到最後,等丘吉爾說完,他才轉過身來說,『我不同意你的意見,我也不會那樣做。』然後,不管你再說什麼也別想使他改變主意」。還有一次,丘吉爾為他的上司準備了一份篇幅很長的備忘錄,他在最後寫道:「這是我的看法。」額爾金勳爵看後什麼也沒說,僅僅批上一句話:「但不是我的看法。」

  總的說來,丘吉爾與額爾金勳爵之間的關係處理得還算不錯,倆人平時相互來往總顯得彬彬有禮,在處理重大政策問題上往往能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丘吉爾在他們合作將滿一年時寫信給額爾金勳爵,向他表示了自己對他的衷心感激之情,他寫道:

  「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感到非常幸運,在第一次參加一屆政府之際,就遇到一位對人信任、寬大為懷的上司;在處理政務的過程中,我從你的教誨和楷模中學習到很多東西,而如果我在別的地方,或許我的一生依然是茫無所知。」

  固然,丘吉爾從額爾金勳爵這位比自己年長20多歲的前印度總督那裡學到了不少從政經驗;但從另一角度看,丘吉爾在政治上的敏感和勇於任事的幹勁和銳氣,也給額爾金勳爵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幫助。這一點,在他們合作初期就已經充分展現了出來。

  他們倆接掌殖民地事務部後首先面對的重大政治問題是南非問題。根據保守黨政府與戰敗的布爾人於1902年5月31日簽訂的和約,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被併入大英殖民帝國的版圖。但是否讓其實行自治,在英國政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保守黨人認為讓布爾人實行自治的時機尚未成熟;而自由黨人則認為不讓其實行自治即意味著新的武裝暴亂。

  額爾金的保守黨前任艾爾弗雷德·利特爾頓曾草擬過一個帶有折衷意味的德蘭士瓦新法案,建議實行代議制的,但並不具有全權的責任制政府。是接受這一法案呢,還是另起爐灶重新擬訂呢?額爾金主張對利特爾頓法案進行一些修改以使它能夠適應自由黨的政策需要。而丘吉爾卻認為,折衷的方案可能會導致致命的錯誤。他在去曼徹斯特參加競選運動之前,提出了一份態度堅決、觀點明確而又頗具說服力的備忘錄。他以自己一貫形象生動的文筆寫道:

  「我們已經放棄了一個有用的防禦陣地,那就是皇家直轄的殖民地政府。……利特爾頓先生的方案似乎既不能確保長治,也不能保證久安。放棄了山頂的防線,必需要轉移到另一道防線上去,停留在山谷的半山腰則是致命的。下一個防禦陣地是什麼呢?我認為,現在還不可能拒絕在德蘭士瓦建立一個由行政長官負責的代議制機構。」

  這份備忘錄是丘吉爾在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所寫的第一份重要國務文件,它給額爾金勳爵和大法官洛爾伯恩勳爵都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它使殖民地事務大臣認識到,在南非自治問題上,還是同保守黨的折衷政策徹底決裂為好。

  1906年4月,在下院關於南非自治問題的辯論中,丘吉爾發表演說認為,與戰敗的敵手實行和解是保證英國對南非統治穩定的頭等大事。他說:

  「在下院,有關南非政治問題的各個思想派別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我們認為,南非的英國當局必須用兩條腿站立著,那些持反對立場的尊敬的先生們則操勞10年,使它用一條腿站立著。我們知道,在這方面,如果要使英國在南非的統治持久穩定,則必須長期取得荷蘭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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