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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世界危機》在敘述從1911年開始上十年世界性重大事件時,鮮明地貫穿了英雄創造歷史的觀點,實踐了他「創造歷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寫出來」這一原則。其中敘述他本人活動和作用占了重要的地位,並且提出這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戰略問題上持正確觀點的,多半不是職業將領,而是職業政治家包括他自己這一看法。書中的傲慢自負曾引起軍界、政界一些人士的軒然大波。但是貝爾福勳爵卻稱這部作品為「融進了世界史的丘吉爾光輝自傳」。

  不管怎麼說,在歐洲,政治家而又能在記述自己參與領導的歷史大事中進行深思的,自凱撒寫《高盧戰記》以來,丘吉爾寫《世界危機》是第一人。

  這部書的準備工作,在大戰進行時就已開始著手進行。丘吉爾仔細搜集了他經手的信劄、文件副本和備忘錄,他留有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包括機密公文。作者在書中以罕見的消息靈通人士和當事人的視角,運用豐富的材料,對那剛剛過去而人們未能全面瞭解的要聞秘事,以新穎有趣的方式進行了具有洞察力的生動描述。例如,他這樣描寫大戰前夕:「一個奇形怪狀的陰影籠罩的世界,在劇烈的震動中向著不可預測的災難前景移動著。」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大規模殺傷武器進行的戰爭,它捲入30個國家,殺死800多萬人,殺傷2000多萬人。《世界危機》以非常動情的筆調描寫極端野蠻的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壞:

  上下古今的一切恐怖都聚於一爐。不但軍隊,甚至全部人民,都被投入爐中。凡是牽涉進去的強大文明國家,都明白它們的生存猶如千鈞懸于一發。

  自願落入地獄的德國,固然站在恐怖的尖端,就是受它攻擊而拼命報復的國家也一步步跟著它走向這危險境地……

  商船、中立船和醫務救護船在海上被擊沉。船上一切生靈只有聽從命運擺佈,在海中游泳時被殺死。每份力量都被用來使全國餓至屈服,不論年齡或性別。

  城市和紀念碑被重炮所粉碎。炸彈從空中丟下來,不分玉石皆被炸毀。各種毒氣使士兵遭受窒息或糜爛。液體火焰燃燒著他們的身體。

  遍體著火的人從空中掉下來,或慢慢淹死于海洋深處。軍隊的戰鬥力只受他們國家的人口多寡的限制。

  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成為一個大戰場。在這個戰場上,經過幾年戰爭之後,不但軍隊甚至平民都流離失所……

  不論他的朋友還是敵人,都認為丘吉爾創造了饒有興味的文體。英國小說家阿諾德·貝內特說,他的書「幾乎和麥考萊的著作一樣容易讀」。評論家阿瑟·柯南道爾說,丘吉爾「寫應用文章的文風比任何當代作家都好」。

  也有些批評家指出這部書文筆比較粗糙,篇幅由於引證資料甚多而略嫌冗長。

  1930年他的《我的早年生活》經《新聞紀事》雜誌連載後出版,接著又出了美國版,都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這本經埃迪·馬什仔細潤色過的書,丘吉爾晚年還津津樂道是他「以往寫的一部最好的書」。當時他的文學技巧臻於圓熟,《泰晤士報》評論此書說:「幾乎沒有人能夠用一隻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撥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奮,不動聲色的嘲諷,對已消失的習俗和榮耀,令人感傷的遺憾,追尋友誼。」

  接著他又著手寫《馬爾巴羅傳:他的生平和時代》。他決心把這本書寫成學術性傳記,1932年他曾去馬爾巴羅戰鬥過的德國巴伐利亞和奧地利考察古戰場遺跡,因為喝了髒水還染上了副傷寒;他先後聘請兩個牛津大學歷史系優秀畢業生作助手,代他到倫敦、巴黎、維也納等地搜集和整理原始資料,調查和利用馬爾巴羅家族後代和遠親的收藏品。此書四卷先後於1933、1934、1936、1938年出版,附有許多腳注、文件、複印件和實物插圖以及作戰地圖,對傳主事蹟的考核、詳述和評價,都超過了著名歷史學家麥考萊等人的有關作品。這部緬懷祖先的史學巨著,對於後來丘吉爾在二戰中擬訂系統的軍事戰略,加強外交上的大聯盟,具有發揚馬爾巴羅傳統、進行自我教育的作用。美國總統肯尼迪特別愛讀這本傳記。

  1933年初,丘吉爾同倫敦出版商卡塞爾簽訂合同,預支稿酬撰寫《英語民族史》。寫作時他甚至聘請了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G.M.楊當他的高級助手。到二戰爆發前,此書已大體完成,但因戰爭等事中斷,直到1958年才出齊四卷本。

  這一時期,他還在報刊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出了不少小冊子和演講集。

  他的稿件總是寫得整齊清爽,他很守信用地按時交稿。他平均每年獲得10萬美元(約合2萬英鎊)稿費收入,但需從中支付助手報酬和資料費。

  1948—1954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六卷。寫作期間他每天工作8小時,口授8000~10000個語詞,兩個能幹的助手班子為他服務,還邀請了一批軍事專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幫助核對事實、查閱資料,解答他本人不甚瞭解的問題。該書第一卷上市時,幾個小時就賣出25萬冊。全書出版後英美多家雜誌高價競相爭取連載權,美國《生活》週刊以200萬美元奪標。《星期日泰晤士報》說:「20世紀很少有人比丘吉爾拿的稿費多。」

  從1945年起,丘吉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1953年他終於榮獲這一獎項。獲獎評語為:「由於他在描繪歷史與傳記方面之造詣,以及由於他那捍衛人之高超價值的傑出演講。」瑞典文學院S·席瓦茲致頒獎辭說,「大政治家和大戰士難得也是大作家」,「丘吉爾的政治和文學成就太大了,我們忍不住要將他描寫成擁有西塞羅文才的凱撒大帝。以前從來沒有一個歷史領袖人物兩樣兼備又這麼傑出,跟我們如此接近」,「一個協助造歷史的人寫出來的史書自有其特殊的價值」。

  丘吉爾的文風犀利、幽默、直率、愛鋪排,丘吉爾的雄辯措辭輕快又尖酸。他的不少名言膾炙人口,如「在戰爭時,堅決;在失敗時,反抗;在勝利時,慷慨;在和平時,仁慈。」他的政論富於文采和激動人心,他曾這樣自評:「正是這個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這個人種具有一顆雄獅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喚去發出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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