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39)_學達書庫

三九

　　1925年4月28日，丘吉爾向議會提交財政部編制的預算，決定恢復戰前實行的金本位制，恢復英鎊的黃金外匯平價。這一主張是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提出並一直堅持的。支持者認為這樣做可以控制黃金外流，緊縮通貨，降低物價。以年輕的經濟學家凱恩斯①為代表的另一派則認為這會造成失業增加。丘吉爾曾舉行晚宴，邀請兩派人士赴宴各陳己見，最後拍板同意支持者的意見。執行的結果，使1英鎊升值到等於4.86美元的水平，為英國金融界財團增加了10億英鎊的額外收入。但這項改革對英國工業和工人階級卻是個沉重的打擊，它使英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提價12%，造成競爭力下降。為了消除提價的影響，資本家便降低工資以減少成本，將損失轉嫁到工人身上。這樣仍克服不了困難，到1931年，英鎊不得不貶值，金本位制不得不取消。

　　①J.M.凱恩斯（1883—1946）：英國經濟學家，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經濟理論中實現了巨大的變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

　　在處理國外債務問題當中，據陪同丘吉爾多次參加債務談判的官員說，由於丘吉爾「對技術性問題一竅不通」，「很容易被我們從前的盟國請求他慷慨一點的呼籲所動搖」，他又過於急躁，往往被存心拖延談判的對手所擊敗。本來德國向英國賠款和歐洲盟國向英國借款的數額，要多於英國欠美國的借款，但是談判的結果，卻使外國政府得到的好處多，而英國國庫則吃虧不少。一位財政部官員說：「同法國和意大利的談判自始至終是由溫斯頓主持進行的，我們後來發現，這兩個國家從溫斯頓得到的讓步，要比其政府授權其代表所爭取的東西多得多。」

　　一年一度的財政預算報告，是財政大臣的重頭戲。當丘吉爾從唐寧街11號財政部官邸走出來，嘴角掛著神秘的微笑，手中提著一個裝著預算草案的紅色小提包，前去議會說明預算的主要數字及其變動理由，提請議會審議時，成群的倫敦人和外地人都駐足而視，等待經過一次特殊莊嚴儀式之後公佈預算，因為這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其中的增稅減稅措施更是直接與千家萬戶的收入與支出息息相關。他提出的預算，在下院都能順利通過。

　　出色的演說家以動人的言辭彌補了蹩腳的理財家之不足。他在議會發表的言論，以透徹的說理和深邃的目光而著稱。一位反對派人士說：「他總是能夠把他所接觸到的每一個論題都闡述得清清楚楚，他具有一種驚人的能力，從而使聽眾確信，他剛才所說的問題，比其他任何問題都更重要。」1957—1963年期間任英國首相的哈羅德·麥克米倫說：「沒有一個人不流露出對他所顯示的機智、幽默、獨創性和演說技巧的欽佩。」當然，他的預算演說的成功，主要還在於編制的財政預算符合和維護了在議會中占多數的保守黨人及其所代表的勢力的利益。

　　丘吉爾實行的是一條緊縮政府開支的路線。他要求削減海空軍的擴軍計劃，認為德國海軍已被摧毀，日本同英國有同盟關係，英日之戰在最近或遙遠的將來都是不可能的，考慮海軍經費的「基點應放在最近20年內不可能同一流的海軍大國發生海戰上」。這種錯誤的判斷妨礙了英國軍事實力的增長，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面臨強敵處於被動的局面。政府還削減了對醫療和失業保險的撥款，由此遭到工党議員的抨擊。

　　在增收方面，恢復了對進口人造絲綢徵稅和戰時制定的對進口高級消費品的徵稅，新開徵了一些稅種和提高了某些稅率。

　　1926年提出徵收賭馬稅，引起靠賭馬吃飯的人的牢騷，而正統人士則指責這樣做等於鼓勵賽馬賭博。儘管如此，1927年預算仍然出現3650萬英鎊的財政赤字，於是他便靠挪用修路基金、將付給釀酒商的信貸往後拖延等辦法來解決。

　　丘吉爾的預算還被稱為富人的預算。1925年他將所得稅每英鎊減少六便士。1927年他又主張取消工業和農業的地方稅，企圖通過減輕企業主的負擔而促進生產，增加就業。由於內閣中對此有爭議，最後折衷方案是將此稅取消3/4。

　　丘吉爾的預算中也有促進社會福利改革的措施，如發放孤兒寡母撫恤金，將領取養老金的年限從70歲提前到65歲。但是這些經費大多不是由國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業工人捐助。

　　當時英國對預算計劃的執行構成嚴重威脅的，是支柱產業煤礦工業的困難非常嚴重。由於成本增加，出口下降，礦主們提出要麼將7小時勞動日改為8小時，要麼削減工資。礦工們針鋒相對地提出「工資一便士不減，工時一分鐘不加」。談判破裂，英國職工大會支持礦工工會，1926年5月4日發動了煤礦、鐵路、港口、公共汽車和印刷工人參加的總罷工。

　　5月2日《每日郵報》印刷工人拒絕為一篇批評罷工的社論排版，隨後倫敦報界的印刷工人幾乎全部離開了工作崗位。

　　丘吉爾參加了內政大臣主持的供應與運輸委員會，這個組織的任務是確保一切基本的公共服務行業在罷工期間設法維持下去。丘吉爾積極鼓吹和完全支持對罷工實行堅決鎮壓，並安排軍隊和招募的志願兵，在警察控制不了局面時，穿便服、戴臂章　、持警棍去維持秩序。當時鮑爾溫主張通過談判與和平手段解決問題，而丘吉爾則以炫耀武力挑動總罷工，然後再鎮壓。英國歷史學家泰勒說，在這暴風雨時代，對於英國統治集團來說，丘吉爾比萎靡不振和貪圖安逸的鮑爾溫更加重要和不可缺少，他若把罷工搞垮，「就可以指望把鮑爾溫從最高領導人的位置擠走」。

　　出自曾經從事新聞工作的本能與直覺，丘吉爾敏感地想到，必須出版一份臨時性的代表政府發言的報紙。《晨郵報》的主編格溫納表示願意將該報設備交政府使用，於是5月3日傍晚，丘吉爾便偕同空軍大臣霍爾和一位低級大臣戴維森去報社，在那裡一直呆到淩晨三點，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日報。5月5日這張《英國公報》問世了，一直出版到5月13日總罷工結束，幾天內發行量從23.2萬份迅速躍增到250萬份，成為當時全球第一大報。報紙用的紙張，全部由政府出錢購買，這種破壞公平競爭的做法，曾引起《泰晤士報》抗議。作為出版人和主編，丘吉爾通過這份報紙不遺餘力地攻擊罷工參加者，使反對工人鬥爭的宣傳攻勢達到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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