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外傳(前言與致謝)

前言與致謝

　　我曾經以為，《他的道路：弗蘭克·西納特拉外傳》（班塔姆圖書出版公司，1986年）是我寫的書中最困難的一部。一些人被當時那個題目嚇壞了，擔心受到報復，拒絕和我談話。但是這種驚嚇和對南希·裡根的恐懼相比，卻黯然失色。開始時，這一點顯得毫無道理。與弗蘭克·西納特拉不同，這位前第一夫人既與任何有組織的犯罪無關，據人們所知也沒有發過暴怒。所以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們那樣怕她。但那些談到她時吞吞吐吐的人們的臉上，明顯地表現出內心的憂慮。

　　「她會毀了我。」一位前雇員說。「她會讓人稽查我。」一位她過去的鄰居說。「她會使我的丈夫被解雇。」一位前任白宮秘書說。

　　當我開始研究寫作這本書時，南希·裡根是美國總統的夫人。她竟然會有這樣大的權力，實際的或想像的，這似乎很荒謬。於是，我認定人們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並把他們關於威脅的警告當作耳邊風——但1988年7月20日，事情發生了變化。

　　那天，我收到聯邦調查局弗蘭克·安德伍德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打來的一個奇怪的電話。他問我是否在寫一本關於裡根夫人的書，還問我根據《新聞報道自由法》我所要求得到的有關她已故母親伊迪絲·戴維斯的檔案是否用於這本書。這個電話使我吃驚，因為我的研究助理已經用她自己的名義根據《新聞報道自由法》遞交了申請。我說，這些正在收集的資料是用於這本傳記的，然後問他為什麼要打電話詢問此事，因為這樣做是非常罕見的。「我們僅僅想知道這些資料是否用於你的書。」他回答。他拒絕作進一步解釋。他是自己想這樣做的，還是在按照他上司的命令行事？他的上司有沒有向第一夫人報告？我不得而知，因為他拒絕回答。我的助手一連寫了五封信，提出了兩次行政請求，但她夫於得到有關戴維斯夫人的資料和暗中進行調查活動的要求還是遭到了拒絕。自那以後，我開始更加注意南希·裡根的廣泛影響。

　　一些人對前第一夫人的恐懼是真實的，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人的恐懼完全是愚蠢的，例如白宮首席招待員加里·沃爾特斯。我打電話問了他兩個簡單的問題：

　　（1）第一夫人在白宮住所用什麼樣的百合花？

　　（2）第一夫人在1989年離開白宮之前，給布什夫人留下了什麼樣的白蘭花？

　　「這些情況是個人隱私，」沃爾特斯說，「我無權把它透露給你。」

　　我想這些問題是無害的，於是大膽提出，白宮屬每一個人，甚至那些寫傳記的人。因為第一家庭使用的花是用我們交的稅買來的，我不認為問這些問題有什麼不妥。而且，作家相信——正如建築師米斯·范德·羅厄過去經常說的——細節中有上帝，儘管它們可能看來毫無意義。但是，白宮招待員還是沒有被說服。

　　「這是保密情報，」他說，「你沒有權利詢問。」

　　在研究寫作這本書時，我給裡根夫人寫了七次信，解釋說，我正努力寫一本深刻的傳記，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在每一封信裡我都請求她接受採訪，甚至提出事先交給她我準備詢問的題目。我一直沒有得到回答，直到去年，南希·裡根基金會的計劃部主任才答覆了我的第七封信，說：「裡根夫人現在不能同意你的請求，而且我們也不能預見將來什麼時候能安排採訪。」

　　曾經受過文字中傷的我，知道當一個人被別人不公正、不準確地加以描寫時，是一種什麼滋味，而我永遠不想對其他人造成這種傷害是為了公正、準確和全面，我和我的研究助理試圖盡可能多地採訪在南希·裡根的一生中瞭解她和與她共過事的人。我們找了南希的朋友、熟人、親戚、同學、演員同事、鄰居、雇員和羅納德·裡根在加利福尼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政治助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懂得真實的回憶最忠於歷史，因而談話坦誠，並被記錄在案；而另外一些人則以不使用他們的名字為條件接受採訪。最後，錄音採訪達到1002次。

　　我從總統文件、聯邦調查局卷宗、財政報告、納稅申報表、通信、日記、回憶錄、傳說、電影檔案、個人回憶、日程表和往來函件中提取材料。我努力超越「一個人的衣服和扣子」這一馬克·吐溫給傳記文學下的定義，以回答一個永久性的問題：「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一直遵循約翰·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一書中有道者的信條：「沒有罪惡也沒有德性。有的只是人們做的事情。它們全都是一回事。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得不好，而對此任何人都有權發表評論。」

　　……①

　　①這裡作者接著羅列了她要表示感謝的長長一串名單，竟有7頁之多。其中有參與調查和研究的人員、她的代理商、圖書館館員、檔案管理人員、編輯、作家和新聞記者等。為節省篇幅，此處從略。——譯者

　　基蒂·凱利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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