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曼(10)_學達書庫

一〇

　　香港由駐守在九龍的50000名英國皇家軍隊守衛，經常可以看到穿著褶疊短裙，吹著風笛的蘇格蘭軍樂隊從九龍的主要街道納珍街走過來。因為紐曼習慣於德國軍褲（而不是裙子）以及普魯士的長笛、軍號和鼓樂隊，所以對紐曼來說，他們看起來都不大像軍隊。英國、蘇格蘭和印度軍隊住在納珍街的兵營或他們的公寓裡，甚至最低層的英國士兵也可以帶著家眷在這個低消費的城市裡過著闊綽的生活，他們只需付微薄工資就可以雇保姆看孩子，雇男童擦鞋。

　　每到晚上，香港的夜空會給人們一種難以言傳的享受，當太陽剛剛落到多石但無人居住的島嶼背後時，藍色的天空逐漸變成蒼白，隨後再變成各種令人遐思的彩霞。這一壯麗景色加上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廣告和海面上反射的光芒，集在一起，就把整個港口裝扮成了一片巨大且閃爍不定的燦爛奇景。這就是為什麼香港被稱做遠東的明珠。整個香港在1939年只有一幢高樓，即矗立在維多利亞的20層的香港滙豐銀行。這裡，兩隻石雕的雄獅守衛在門兩側，許多外國公司在這座白色大理石的樓房裡設有辦公室。一年以後，就是這幢樓，在紐曼的生平經歷中扮演了一個不平常的角色。

　　紐曼的生活剛剛走上正軌時，歐洲的戰爭顯然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香港的《南華早報》用大字標題，登載了德、蘇出乎意料之外地簽署了十年互不侵犯條約，使各國人士為之震驚，使整個世界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邊緣。一個星期以後，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政權在葛萊維茨偽造了波蘭進攻西里西亞無線電臺的假現場，他們讓12名集中營裡的犯人穿上軍裝，隨後又把他們打死，然後把屍體放在電臺周圍，再從這個德國電臺發表了4分鐘假造的波蘭無線電臺廣播。他們利用這次「事件」作為1939年9月1日德國向波蘭大規模入侵的「最後的理由」。

　　當德國於1938年首先佔領奧地利，然後又佔領捷克斯拉夫時，英國和法國只是袖手旁觀，儘管他們和布拉格訂有具體的互相援助協議，但事到臨頭，他們只有抱怨和警告，希特勒因此受到鼓勵來執行他摧毀波蘭的計劃（同樣英國和法國新近同波蘭又重新確認了簽署的相互援助條約）。希特勒沒有聽從其幕僚的勸告，準備冒他認為是有把握的危險，他認為同盟國又將只是威脅警告而已（民主國家的小人們害怕戰爭）。

　　他指示魏瑪施特動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包括正常駐紮在德國西部前線的部隊，進攻波蘭，這樣德國就可以在倫敦和巴黎做出反映之前消滅波蘭。

　　1939年9月1日晨4點鐘，德國軍隊越過波蘭邊境，當天希特勒就收到了英國要求他於1939年9月3日中午之前撤回部隊的最後通牒。否則，「英國不得不向德國宣戰」，法國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紐曼懷疑，在英國和法國真會有人相信德國能夠撤回正在迅速向前推進而且節節勝利的軍隊。

　　1939年9月3日，香港時間下午7點，最後通牒到期，英國對德宣戰。幾分鐘後，一個英國殖民局官員。在一個英國軍官和兩名拿長槍、帶頭巾的印度士兵的陪同下，敲響了紐曼的房門，他們很客氣的要求看一下他的旅行證和軍事護照。還沒等他弄明白到底是為什麼，他被塞進車帶到了九龍的警察總部，那裡已經有15名德國人，一小時內又帶來了更多的人，到淩晨兩點，被帶到那裡的已有90人了，全部是男的。英國人對由此而帶來的不便一再向他們道歉，他相信他們也的確是這麼想的。這以後，他們被裝入三輛公共汽車，帶到九龍的喇沙書院。在汛光燈下，他們看到中國工人正在地下釘樁子，準備圍繞學校拉上鐵絲網，另外還有四個瞭望塔正在建造。因為當時正是假期，所以學校的宿舍是空的。淩晨時分，又有幾位德國商人被帶到這裡。

　　紐曼漸漸弄明白了，英國人還不打算挽留這100名德國人，從理論上講，他們並不是戰俘，而是被挽留的公民。一個英國人告訴他們，他們將很快離開這個臨時營地，但沒有確切的消息。大多數德國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可能比某些英國人住的時間還長，他們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絕大多數德國人甚至在希特勒上臺後就再也沒有回過德國。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竟有兩名中國老人也和我們一起被拘留，他們幼年時期在青島（以前的德國殖民地）當過小傭人，1906年加入了德國國籍，他們連一句德國話也不會說。

　　英國人感到最棘手的是種族問題，由於好奇的中國人擠在他們營地的鐵絲網外邊往裡觀看，一個白人必須在幾百個黃種人面前對另一個白人表示尊敬。為了證明他們不是英國的囚犯，他們被允許在餐廳裡雇傭中國人，來準備和侍候用膳、刷洗餐具，並為他們洗衣服。拘留營裡的生活一點也不壞，他們在戶外曬太陽，在學校的運動場上打網球，並滿懷喜悅地看著英國警衛隊從四個瞭望塔中的一個爬下來，去撿回打到鐵絲網外的球。

　　蘇格蘭部隊頒佈了新的營地規則，包括每天早飯前「點名」，其程序是：他們102名挽留犯排成3列，那個蘇格蘭軍官和他旁邊的軍曹面對著他們這些敵國僑民站著，每一個挽留犯都有一個號碼，軍曹叫到他的號碼時，他就要上前一步，立正報名，然後由軍曹在自己手中的夾子裡核實他的號碼和名字，這個人才能離隊去吃早飯。

　　單調的營地生活又度過了幾個星期，儘管波蘭在孤立無援的形勢下奮戰了三周後已經投降，但看來歐洲的戰爭狀態將再持續幾個月，在戰爭的前幾個月裡，德國的西部戰線上沒有發生過真正的戰鬥。當德國軍隊正忙著同波蘭作戰的時候，英國和法國軍隊放棄了襲擊德國的機會。

　　香港的英國人想騰出喇沙書院，讓過了暑假回來的學生可以有地方學習。為此，拘留營設立了一個軍事法庭，逐個審問他們的背景，為什麼到香港來等等。幾天後，營地關閉了，書院開學了，但他們並未自由。

　　白天他們被限制在工作地點工作，晚上8點後回家，當面宣佈，他們被禁止進入香港美麗的港區。每一個「准囚犯」發一個粉紅色身份證，上邊有照片和指印，並注明是「敵僑」。他們每星期五下午必須向附近的警察局報到，此外，起碼有一個英國人對該僑民的擔保。懷特先生很高興紐曼能再為他工作，並說服勞倫斯·凱都瑞爵士為紐曼擔保，勞倫斯是當地的一位知名人士，是薩杜銀行集團的金融家兼中國電力公司的老闆，也是紐曼在遠東汽車行的一名顧客。

　　紐曼擔任了懷特的總技師，前任的總技師淩先生非常高興紐曼接替他的職務。在紐曼被拘留以前，他在遠東汽車行設置了工作臺，使那些蹲在水泥地上幹活的中國技師，可以在工作臺前站著幹活了，當他從拘留所回來時，他發現倒是沒有人再蹲在地上幹活了，卻有人蹲在工作臺上幹活。體貼人的懷特先生又使他成為車行附近一個中等階層的英國俱樂部的會員，這樣，每天中午他可以吃上一頓熱飯。遠東汽車行成了他的家，不過他一直在擔心，同銷聲匿跡的中國西南運輸公司取得聯繫的企圖，是否還能成功。

　　一天，懷特把紐曼叫到他的辦公室，那裡還坐著一位英國軍官。總督先生的英國戴姆樂牌汽車需要進行大修，特別是自動換檔裝置經常跳檔，這種車近似勞斯萊斯汽車，整個香港只有這一輛。既然在香港從來沒人修過戴姆樂車，「讓那個德國人試試怎樣？」太好了！紐曼自己親手幹這個活。他小心地拆卸了這個複雜的自動齒輪箱的每個零件，在一卷粗糙的英國衛生紙上，做下了每一步拆卸的記錄，然後從倫敦訂購了替換件，並由BOAC（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空運到這裡，然後重新把零件全部裝配起來。當發動機和傳動系統在修理間正常運轉之後，他和送車來的那個英國少校一起坐在綁在車底盤上的橙黃色的大木箱子上（他還沒有安裝車身），把車開了起來，他們愉快地駕駛了3個小時，穿過城市，進入了圍繞新界的山區。這位軍官請他吃午飯，他們兩個人飽餐了一頓。數星期後，一位英國高級軍官又問他是否願意修他的皮爾飛機發動機。這個飛機發動機安放在他的遊艇裡，遊艇拴在香港碼頭和船塢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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