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95)

九五

　　這股右翼勢力的另一支則是暴力的鼓吹者，尤以80年代出現的臭名昭著的「暗殺團」為最。這個團體是根據高層人物的指令組建的，專為「消滅政府的敵人」。成立10年來，它組織了至少80起政治謀殺案，在南非國內和海外製造了一起起聳人聽聞的暗殺事件：同情非國大的白人學者威伯斯特為調查南非特種部隊干預莫桑比克內政而遭刺殺，反種族隔離的積極分子、律師姆森格被人割斷喉嚨並挖去雙眼，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高級領導人、律師盧鮑斯基被職業槍手謀殺，南非共產黨主席斯洛沃的妻子弗斯特被郵件炸彈炸死，等等。德克勒克執政後，這批喪心病狂的劊子手又在策劃各種破壞改革計劃的行動。在他們的暗殺名單上，除了黑人大主教圖圖、有色人反種族隔離領袖阿蘭·博薩克之外，又添了德克勒克、外交部長博塔、法律和秩序部長伏洛克和國防部長馬蘭。他們原準備在1989年12月同時對這4位政府要員實行暗殺，但因兇手被捕而陰謀未遂。曼德拉獲釋後，他們又放出風，要同時刺殺德克勒克與曼德拉。同時，他們進一步製造混亂，挑撥黑人不同民族之間的不和。

　　曼德拉所面臨的另一個重要挑戰則是重整非洲人內部的團結。這也包括兩個方面：協調各個不同派別的黑人民族解放組織之間的團結合作和化解黑人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矛盾。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最長、力量最強，但也有其他與其觀點不同的黑人組織，自50年代末分裂出去的泛非主義者大會即是其中之一。這一組織始終認為南非是非洲人的南非，白人必須滾回去。他們對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德克勒克總統談判的政策很不以為然，強調不與白人政權妥協。曼德拉在監獄時即利用各派政治領導人來訪時做過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出獄後又不斷強調各派之間的團結，指出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有賴人民群眾同心同德。

　　南非黑人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民族衝突，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祖魯人與科薩人的衝突，這在納塔爾省的德班和彼得馬裡茨堡尤為突出。在1987年到1989年底，已有約2500名黑人喪生于派別衝突之中。當然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2月25日，出獄才半個月的曼德拉來到黑人之間暴力衝突最厲害的德班。他呼籲黑人把互相殘殺的刀槍扔到海裡去，加強團結，實現和平。他動情地說：

　　「……然而目前，當我們一起站在一個新南非的入口處時，納塔爾處在火焰之中。兄弟之間為復仇互相殘殺。在這場爭鬥中，每一個家庭都失去了親愛的人。在我被囚禁的最後幾年裡，我最大的心病、最深的痛苦是聽到在納塔爾的人民中間發生的這種可怕的事情。

　　在你們遭受痛苦的時候，我的職責是提醒你們不要忘記今天所負的責任。如果我們不停止這場衝突，我們將處於毀掉我們鬥爭的可貴成果的巨大危險之中。我們將使全國的和平進程面臨危險。」

　　與此同時，曼德拉的個人生活也面臨著一場新的危機，這就是他和溫妮的關係出現了裂縫。他發現，昔日溫文爾雅的溫妮已一去不復返了；而出現在他面前的溫妮是一個冷酷嚴厲、咄咄逼人且權力欲極強的女人。如前所述，曼德拉被囚禁後，溫妮的日子是相當艱難的。但對她打擊最大、影響最深的則是1977年5月17日以後被流放到布蘭德福特的日子。特別是1979年女兒津薺離開她去讀書以後，長時期的孤獨使溫妮產生了一種被遺棄的心理。當她剛到布蘭德福特時，她對黑人酗酒的習慣深惡痛絕，她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談到，「他們從酒吧一開門就進去，喝到晚上8點鐘酒吧關門，一個個爛醉如泥。從冒牌學校裡放學回家的孩子們找不到一點吃的東西，便同他們的父母一道混跡于酒吧間。」但1979年以後，她也開始慢慢地養成了酗酒的惡習。

　　南非當局將溫妮·曼德拉流放到布蘭德福特無非有兩個目的，一是逃避國際輿論界的注視和追蹤，二是企圖用這種難以忍受的孤寂來摧垮她的意志。如果第一個目的未能達到的話，第二個則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曼德拉夫人的為人。這種改變包括兩個方面：政治策略和個人性格。曼德拉始終是位法律的信奉者。他認為，如果法律不公正，那就應該修改法律，而不是破壞法律。雖然他組建了「民族之矛」，但堅持認為暴力是最不得已時才能使用的手段。但溫妮在與警方打交道時，則逐漸背離了這種策略。她認為，不公正的法律必須通過暴力來改變。她利用一切機會強調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主張對白人實行恐怖和暴力。而她的這種政治策略在1976年索韋托暴動以後很有感召力，特別是對那一批被激怒的年輕人而言。他們逐漸聚集在曼德拉夫人身邊，形成了黑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激進勢力。

　　曼德拉夫人在流放期間性格上的變化也很大。溫妮從小就性格倔強，有「假小子」之稱。母親死後，父親哥倫布曾計劃將9個孩子分送到親戚處撫養，溫妮堅決不同意將兄弟姊妹拆散。在她執意堅持下，她父親也不得不讓步。這是她和父親發生的第一次衝突。在與曼德拉的戀愛期間，她的好鬥要強也偶爾在關鍵時刻顯露出來。大約在她與曼德拉結婚前一個月的一個星期六，溫妮和幾位朋友于下午一點到曼德拉的辦公室來接他。當時，曼德拉正在接待一位外國政治家的女秘書。據曼德拉回憶，這位女秘書與溫妮年齡相仿，容貌楚楚動人。當溫妮推開門，見到曼德拉與她正談得十分投機時，臉色一下就變了，睜大的眼睛裡充滿著忌妒和敵意。曼德拉後來在寫給女兒津薺的信中不無感慨地說，「儘管那時候我經常到體育館鍛煉，身體極為強健，她還是當著別人的面，一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揪了出去。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那位女士。」

　　流放期間，溫妮性格上的負面因素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爭強好勝變成了專橫跋扈，注重自我變成了冷漠無情。她認為自己是曼德拉的當然接班人，是曼德拉的替身。但她的這種一廂情願並未被非國大所接受，反而對她的專橫作風進行了抵制。這樣，她不僅一直未能進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核心，而且始終與這一組織的領導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顯得很不合群。1985年8月，當溫妮在約翰內斯堡看病期間，她在布蘭德福特的住宅被人用燃燒彈燒毀。她不顧當局禁令，決定搬到約翰內斯堡居住。1986年3月，布隆方丹地方法院宣佈對溫妮的禁令已無效。這樣，她回到了闊別9年的索韋托。從這以後，她的活動就完全脫離了非國大。

　　1987年，她的索韋托的住所翻修完畢，和當地貧窮黑人的破爛棚屋相比，無異鶴立雞群，被當地黑人群眾稱為「溫妮宮殿」。隨後，她聚集了一批身強力壯桀驁不馴的黑人青年，組成了稱為「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的團體。很快，這一組織擴展為一個暴力組織，先是以懲罰政府的合作者為由，繼而是綁架、刑訊、拷打乃至殺人。而溫妮自己卻認為是在培養黑人青少年，進行黑人解放鬥爭。1988年12月28日，俱樂部將4名青年從衛理公會牧師保羅·衛倫家綁架至索韋托的一幢大房子裡。4名青年中有一人設法跑出來了，其中兩名後被釋放，但一位名叫斯多姆佩·莫凱提的青年卻失蹤了。

　　1989年1月27日，索韋托社區領袖和教會領導人一起開會，要求溫妮·曼德拉解散她自己的暴力組織——足球俱樂部，因為這一組織的出現已導致黑人住宅區無數的報復、行兇和鬥毆。但溫妮拒絕這一要求，聲稱這4名青年被從教會住地裡轉移出來主要是因為他們在那裡受到性虐待。並說這可以在阿斯瓦特醫生那裡得到證明。然而，就在那一天，阿斯瓦特醫生遭槍擊而死。溫妮立即指控謀害者害怕阿斯瓦特醫生出面作證。1月26日，另一名從教會住地跑出來的黑人青年也到警察局報案，聲稱他在保羅·衛倫家受到了「不道德的待遇」。他的證詞似乎支持了溫妮的說法。

　　但是，那3名被綁架的青年說法則與此大相徑庭。他們在簽了名的宣誓書上說：他們被綁架後送到位於索韋托戴克洛夫地區曼德拉夫人的住處，並遭毒打。他們還告訴索韋托社區委員會，俱樂部的成員曾強迫他們控告衛倫先生進行虐待；還說，阿斯瓦特醫生仔細檢查了斯多姆佩·莫凱提的身體狀況之後，宣佈他受傷太嚴重，已難於搶救。這意味著阿斯瓦特醫生之所以被謀害，並非他故，而是因為他對俱樂部成員的行刑情況知道太多。斯多姆佩失蹤後，警察于1月7日發現了一具腐爛的屍體。2月15日，經警察局指紋專家確認為斯多姆佩的屍體。而在此前一天，在索韋托的奧蘭多西區，一名足球俱樂部成員被謀殺，據稱是為死去的斯多姆佩報仇。

　　曼德拉當時已通過他的律師瞭解了一些情況，但對此無能為力。直到1990年2月出獄後，他才有機會親自過問這一事情。曼德拉並不懷疑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只是認為溫妮之所以如此是長期脫離群眾的政治運動所致，因而力排眾議，於1990年8月任命溫妮·曼德拉為非國大的社會福利部長。然而，溫妮的惡習已成，仍我行我素，不思悔改，對綁架事件矢口否認。她不但不聽曼德拉等人的規勸，反而多次酗酒鬧事，並公然和她29歲的情夫雙宿雙飛，對曼德拉造成了極大的精神痛苦。

　　曼德拉出獄後，在面臨巨大的政治挑戰的同時，還需忍受溫妮的作為所帶來的精神創傷，這是何等的壓力啊。但曼德拉畢竟不是等閒之輩，他的眼光是盯著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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