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78)

七八

　　這種「獨立」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也使城市黑人和農村黑人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特別是公民身份問題。城市黑人最擔心的一點是如果他們被迫選擇某一黑人家園的「國籍」，他們將失去作為南非共和國公民的某些法定權利。南非政府在計劃和實施黑人家園獨立方案時一再堅持，所有的黑人最終將成為某一個獨立的黑人家園的公民。這樣，所有與特蘭斯凱有歷史聯繫的非洲人將自動失去他們的南非國籍而成為特蘭斯凱公民。《金融郵報》在1976年9月17日指出：「很清楚，遠遠不是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特蘭斯凱人將比南非黑人享有更多的特權，在南非的特蘭斯凱人將要遭受更為苛刻的種族歧視待遇。南非說科薩語的人碰到的諸問題之一是，儘管他們是與西斯凱①而不是特蘭斯凱有聯繫，班圖管理發展部的人仍然要求他們出示特蘭斯凱證件。」雖然特蘭斯凱當局與南非當局有一些爭論和分歧，但1977年3月發佈的班圖管理發展部文件明確指出：居住在南非境內的特蘭斯凱公民必須在獨立後兩年之內領取特蘭斯凱護照；在此期間必須持有南非的臨時居留證；所有的特蘭斯凱人必須在南非遵守通行證法。

　　①與特蘭斯凱一樣，西斯凱的主要居民亦是科薩人。

　　但特蘭斯凱的獨立也在政治上做了一些點綴。例如：馬坦齊馬宣傳特蘭斯凱的黑人第一次覺得不必要在白人老闆面前低人一等。10月26日「獨立」以後，他們在白人面前的態度要自信得多。例如在過凱河時，他們理直氣壯地要求白人警察將他們與其他外國人同等相待，因為他們是「特蘭斯凱公民」。馬坦齊馬也多次表示：「我們的原則是：第一，國家屬酋長及他們的人民；第二，這是一個多種族的社會；第三，我們屬西方。」他還宣稱：「我們有民主的政體，我們相信自由企業。」有一次，他頗為自豪地誇耀：「特蘭斯凱完全變樣了，現在我們有中產階級的商人，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因為從前禁止黑人從事商業活動。這裡不再有種族歧視了，人們在自己的家裡不再有二等公民的感覺了。我們由自己的國會制定法律，我們有完全獨立的司法制度。」1979年，凱澤·馬坦齊馬當選為特蘭斯凱「總統」，他的弟弟喬治·馬坦齊馬接替他成為「總理」。

　　但是，特蘭斯凱的「獨立」鬧劇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非洲國家的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譴責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炮製特蘭斯凱假獨立的陰謀。烏幹達總統、毛裡塔尼亞總統、塞內加爾總理等人紛紛發表聲明，指出特蘭斯凱的「獨立」是對自決權原則的愚弄，是南非班圖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具體化，並嚴正指出：「永遠也不應當承認它是獨立的國家；它只是一個集中營，在那裡，人們由於膚色的緣故而被圈集在一起。」與此同時，上沃爾特（後改稱布基納法索）、紮伊爾、布隆迪、馬裡、贊比亞、突尼斯、加蓬、加納等國家紛紛宣佈，決不承認南非種族主義者製造的所謂的特蘭斯凱的「獨立」。剛果外交部長發表講話指出：「在南非全境開展的日益廣泛的鬥爭證明，不管施展什麼高招，種族隔離政權已經面臨絕境，它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了。」

　　聯合國大會也於1976年10月26日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譴責南非種族主義當局操縱的特蘭斯凱「獨立」的騙局。這項決議以134票贊成、零票反對、l票棄權獲得通過。決議強烈譴責南非當局建立班圖斯坦、妄圖強化不人道的種族隔離政策，使白人少數人統治永久化，剝奪南非的非洲人民的不容剝奪的權利。決議拒絕特蘭斯凱宣佈的「獨立」，宣佈它無效，並呼籲各國政府拒絕對它以任何方式的承認，禁止同它或班圖斯坦的一切聯繫。

　　在聯合國大會上，泛非主義者大會駐聯合國大會的戴維·馬菲姆紮納·西貝科在發言中強調了依靠人民開展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時說：「我們能夠克服設置在我們武裝鬥爭和解放道路上的地理和其他物質上的障礙……非洲人正在流血是為了奪取政權，而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向壓迫者讓步。」非洲人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奧立弗·坦博嚴正指出：「壓迫、高壓政治和大規模屠殺是種族隔離制度的真正的本性。我們被迫拿起武器。我們將進行武裝鬥爭。」非洲統一組織主席、毛裡求斯代表拉納·克裡希納·蘭普爾指出：所謂特蘭斯凱獨立不過是「玩弄字眼」而已。他說：由南非提供預算，訓練軍隊，提供高級文職人員的所謂獨立的特蘭斯凱仍將是為南非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工廠、農場、礦山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一個儲備庫。儘管白人少數人政權進行鎮壓和欺騙，但是政治暴動在「南非廣闊土地上到處展開。南非人民參加了這一鬥爭。他們的行動造成了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統治者難以控制的局面」。

　　特蘭斯凱的「獨立」進一步說明南非白人少數人政權執意要在種族隔離制的死胡同裡一意孤行。為此，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等組織決定加大武裝鬥爭的規模和力度。1977年，遊擊隊員和破壞者潛回南非本土，開始了真正的武裝鬥爭。這批經過了沙佩維爾、蘭加的苦難磨煉和索韋托的戰火洗禮的青年一代富有崇高的獻身精神，給老一輩民族解放戰士新的鼓舞。在他們中間，就有被南非當局判處死刑的所羅門·馬蘭古和被判18年監禁的莫西馬·塞克斯瓦爾。在他的法庭聲明中，塞克斯瓦爾毫不隱瞞他的獻身精神和必勝信念：

　　我於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韋托。我家有6個小孩，我是第3個。我們家惟一幹活掙錢的是我父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他的祖國和理想而戰鬥。戰爭結束後他被約翰內斯堡總醫院「非歐洲人」部雇用，當了一名職員。……

　　小時候，我的少年朋友與我境遇相同。我們生活在貧困之中，都經歷了白人強加于黑人的那種屈辱。我仍然記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餓著肚子上學……我記得貧困。我們看到牆上塗的標語：「釋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學都要從這堵牆邊經過。

　　在鎮上住著很多前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我和他們交談，閱讀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動，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學習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當我在斯威士蘭讀書時，我遇見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我的看法得到了證實。就這樣，我決定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

　　從根本上說，我從前是，現在也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這個位置，覺得為了與針對我們的暴力作鬥爭，我們被迫自衛，沒有別的選擇。確實，我被受訓使用武器和炸藥，我受訓的基礎是進行破壞，但這些破壞是針對機構而非個人。

　　有人認為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個國家的白人。這只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它立志於將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從種族恐懼、仇恨和壓迫下解放出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綱領性文件《自由憲章》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個民主南非的理想。我們想成為南非方向設計的積極參與者。

　　這就是一位年僅24歲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輕成員在法庭上的最後證詞。與他一起被判刑的有12名愛國者。

　　70年代中期以後，索韋托暴動掀起了南非黑人解放運動嶄新的一頁。從此，南非的政治局勢再也沒有平靜過，白人種族主義統治開始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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