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69)

六九

　　回到監獄後。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悄悄地將此信息告訴了曼德拉和其他幾位難友。他建議可以約幾個人一起實行逃跑計劃。於是，好幾位難友都申請去看牙醫。有一天，馬哈拉吉、曼德拉、姆克瓦依和另一名犯人一起去看牙醫。臨行前，他們三人已通好氣，一致同意越獄逃跑，但第四個犯人拒絕一起行動。曼德拉對此人有些懷疑，說：「他是否會去告密呢？」當他們三人來到牙醫診所時，發現二樓的窗戶確實如馬哈拉吉所說，正對著小街。三人高興極了。突然，馬哈拉吉皺起了眉頭。他小聲地說：「有點不對勁。大白天，又是在開普敦市中心，街上怎麼會沒有一個人影呢？」果真，街心死一般的沉寂。一上次我在這兒時交通擁擠，人來人往。這可能是圈套。」曼德拉也同意他的判斷。這樣，此次越獄計劃只好放棄了。

　　在凱西和西蘇魯的建議下，曼德拉從1974年起開始寫回憶錄。「不要把這看作是個人的事，」被人們稱為「非國大的歷史學家」的西蘇魯語重心長地說：「這是我們鬥爭的歷史。」凱西則建議：「你知道什麼時候發表這部回憶錄最適宜嗎？你的60歲生日那天。還有四年功夫呢。」但是，在監獄裡寫東西談何容易。曼德拉說幹就幹，每天吃完晚飯就睡覺，10點鐘起來後一直工作到淩晨。在採石場工作後，他睡到晚飯時刻，然後吃完飯再睡。後來，他告訴獄方，睡得不舒服，不能到採石場工作。這樣整個白天都可以用來睡覺。

　　曼德拉的進度很快，在短短4個月時間裡，他即完成了初稿，他從自己的出世一直寫到利沃尼亞審判，以羅本島的一些記錄結束。手稿以一種流水作業方式在幾位難友中傳閱。凱西一般在第二天拿到曼德拉頭天晚上完成的手稿，寫下評論，一起讀給西蘇魯聽。然後，凱西將兩人的意見一起寫在手稿上，再轉給奇巴。奇巴於第二天晚上將手稿壓縮為「近乎顯微鏡裡才能看到似的縮寫」，將10頁手稿上的內容寫在一張小紙片上。將手稿帶出去則是馬哈拉吉的任務了。馬哈拉吉將這些縮寫手稿藏在自己的筆記本中，計劃在他被釋放時將手稿帶出去發表。

　　但是，原手稿也應妥善保存啊！只有在縮寫稿順利帶出去以後才可以銷毀。為安全起見，他們將長達500頁的手稿分三處埋在監獄的花園裡。幾個星期後，獄方為了加強對不同集中營的政治犯的隔離，決定在花園裡建立一排欄杆，以加固已有的圍牆。儘管曼德拉等人及時轉移了兩捆手稿，第三捆還是被獄方發現了。幾天以後，副監獄長魯埃將曼德拉、西蘇魯和凱西三人叫去，以濫用學習權利非法寫書的名義取消了他們的學習權利。

　　曼德拉對事業的執著和對前途的信心深深地感染著身邊的難友。針對監獄當局的種種限制，他據理力爭。有一次，他向監獄負責安全的頭目奧堪普上校嚴正地提出，他有權與奧立弗·坦博建立通訊聯繫，以交換彼此對民族解放運動的看法。難怪與曼德拉-起坐了12年牢的馬哈拉吉談到：「他對前途的信心一直在增長。他從來沒有給人這樣的印象——他內心深處認為自己可能活不到出獄了。無論在私下交談，還是在公開場合，他都很樂觀。」

　　曼德拉不僅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的核心，他還注意團結所有能夠團結的人。他在監獄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更深切地認識到在南非這樣一個多種族的國度裡，要反對種族隔離制，民族團結是何等重要。正是因為這一點，他連監獄的看守都不放過，千方百計與他們打交道，以圖建立比較正常的工作關係。在上、中、下三級監獄官員中，他與中層官員的關係最差，這大概是因為這一層官員為了向上爬，往往不顧廉恥，不講道德。而對上層，曼德拉總是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同時也要求他們幫助解決一些監獄管理問題。對於下層，曼德拉則力爭搞好關係。他和白人看守格列高裡的友誼即是一例。

　　剛與曼德拉接觸時，格列高裡對關於他和其他黑人領袖的謠言深信不疑，認為曼德拉是恐怖分子。格列高裡後來說：「我那時對他們這種人仍有偏見，以為他們要殺害我們的家人，奪走我們的家園，將我們趕下海去。」然而，曼德拉的自強自尊和深沉含蓄的氣質很快就打動了他。他說：「我發現曼德拉可能天生是個領袖，我開始尊敬他。」這位代號為466／64的重要政治犯如饑似渴地學習各方面的知識，深得其他人的尊敬。儘管他一向溫和，但格列高裡注意到他有一次真正發火了。一個白人看守譏笑曼德拉，說他是個浪費時間的「黑鬼」。曼德拉極其氣憤，他用顫抖的聲音狠狠地說：「你身上只有這一件制服讓我尊重。別以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膚會拯救你。」

　　在看管曼德拉的15個看守裡，格列高裡與曼德拉關係最融洽。他們經常在一起聊天，談各自的遭遇和各自的家庭。格列高裡回憶道：「我們喜歡獄中花園內安靜的一角，坐在一棵高大的橡膠樹下交談，互相理解，從不為政治問題爭論，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見。」格列高裡對溫妮也很尊重。有時溫妮探監時坐下來等曼德拉，格列高裡則很詼諧地說：「您的丈夫馬上就來。他正在沖澡和刮臉。為了您，他非要打扮得瀟灑漂亮不可。希望您不要在意這幾分鐘的延誤。」從來沒有白人看守對溫妮這樣和氣地說過話。一旦探望結束時，其他看守總是惡狠狠地喊：「時間到2」而格列高裡則會說：「曼德拉夫人，還剩下最後五分鐘。」

　　曼德拉與格列高裡的共同不幸遭遇也使兩人更接近。1970年，曼德拉的大兒子因車禍不幸身亡。4年以後，格列高裡的兒子也死于車禍。這種相同的家庭悲劇使兩人經常長時間懇談。格列高裡還抽出時間為曼德拉處理家庭危機。如有一段時間，曼德拉的第二個兒子馬加索不肯上學，這引起曼德拉焦急萬分。後來，由格列高裡出面，將馬加索送進了學校。以後，又送他讀了大學。

　　然而，這種不尋常的友誼在白人看守中引起了種種議論。一些人說：「格列高裡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裡開始承受種族主義者的侮辱。他們中有的稱他為「黑人們的情人」，有的則往格列高裡家裡打匿名電話，甚至有人揚言要在街上打死他。這種種威脅使監獄當局十分緊張，他們甚至不得不為格列高裡配備保鏢。

　　對於鐵窗裡的曼德拉而言，外來郵件和家屬探監佔有他生活極重要的一部分。特別是他的孩子們的探望更使他欣喜若狂。因為監獄有規定，2歲到16歲的孩子是不准到監獄探視的，所以津妮長到16歲時，才又一次看到闊別了11年的父親。她後來回憶：

　　他有16年沒抱過孩子了。他見過我們，但從來沒有模到過我們。我擔心他會受不了。但是我想，如果我能鼓起勇氣，那麼爸爸也就不會癱倒下去。我向他走去，差點兒把孩子掉到地上。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直接接觸。我把孩子交給丈夫，猛地跑向爸爸。我們一定相互擁抱了很久很久。爸爸身後站著兩名警察。後來，爸爸接過孩子，一直抱在懷中不放。他留意到孩子該換尿布了，他甚至拍她打飽嗝兒，仿佛他完全知道該做什麼。他和孩子一起玩，一直玩到她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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