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50)

五〇

　　在與幾個意見相近的領導人商量之後，曼德拉提出了一個能為廣大會員所接受的方案：有限制地使用暴力。這是一種針對財產而非針對個人的破壞運動。不主張用武力奪取政權，亦不襲擊南非軍隊和警察，更不使用暗殺手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擔心任何「不加區別對待的暴力」可能激起南非的種族戰爭。因為非洲人對白人和白人政權是恨之入骨的，而白人政權總是以大規模的屠殺來對非洲人的反抗施行報復。隨著政府對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的圍剿搜捕，曼德拉依靠人民的支持，繼續從事新時期的組織恢復工作。

　　6月份，南非警察局已發出逮捕曼德拉的通緝令。全國行動委員會經過充分討論後，認為曼德拉應堅持鬥爭，不要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曼德拉表示接受這個建議，「我將不向一個我不承認的政府投案。任何嚴肅的政治家都會認識到，在這個國家當前的條件下，把自己交給警察，尋求廉價的犧牲是幼稚和犯罪。」前面有更重要的任務等著他。這個任務意味著一條更為艱難的路，曼德拉清楚地認識到，它比坐牢更承擔風險和困苦，「我不得不與我親愛的妻子和孩子們分離，不得不離開我的母親和姐妹們，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個被流放的人那樣生活。我不得不關閉我的事務所，丟掉我的職業，像我的人民中很多人那樣，生活在貧困和痛苦之中。」

　　在臨離開的那天，曼德拉回了一趟家。他沒有時間和溫妮卿卿我我地敘別，溫妮忙著為他打點行裝。可是，當她提著準備好的大旅行袋出來時，曼德拉已經走了。她甚至沒來得及說聲「再見」，她可愛的丈夫就告別了。溫妮後來回憶道：

　　在第二天下午的報紙上，我讀到一條消息：他出現在披得馬裡茨堡，給一個我一無所知的大會講了話。那時候，我還沒有想到，對他的禁令已經到期了。看到丈夫作為家庭的一員合法地住在家裡，那是最後一次。我們沒有機會坐下來討論一下他徹底獻身的決定。

　　我覺得他是不忍心告訴我。儘管他表現出那樣堅強的意志和力量，他內心卻充滿柔情。在那一個星期裡，我注意到他沉默寡言，若有所思。我記得當時曾問他是否有什麼事使他擔心。後來，有一天在洗他的襯衫之前，我在他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張單據，他付了6個月的房租——那是很不正常的。我想，他正在試圖減輕我的痛苦，想辦法讓我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比較輕鬆地面對生活。此外，我們的汽車有些毛病，他突然把它修好了，停放在車庫裡。

　　這就是他轉入地下鬥爭的那天。接下來便是極為艱難的日子。

　　很明顯，曼德拉在轉入地下之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為了儘量減輕溫妮的負擔，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人民的事業和家庭的溫暖兩者之間，他毅然地選擇了前者。

　　維沃爾德政府用盡了一切恐怖、威脅和殘暴的手法來對付南非人民、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領導人。警察力量在1955年只有20000人，到1962年已達50000人。另外，政府還有組織地、單獨或集體地把白人都武裝起來。它為全國範圍內的白人成立了「斯凱特民團」（狙擊小組）、步槍俱樂部、婦女手槍俱樂部等組織。據國防部長表示，在300萬白人中，任何時候都可以出動25萬名男女投入行動。

　　在加緊鎮壓的同時，南非政府積極推行班圖斯坦計劃。然而，這一所謂的「班圖人自治計劃」遭到了廣大黑人農民的強烈反對。一些農民組織繼續進行地下活動，集會一般均在夜間轉移到樹林裡或山區舉行。1960年8月，警察在特蘭斯凱的恩庫紮山發現了這樣的集會，他們就馬上對群眾開槍，打死了11人，還打傷了很多人。1962年12月，警察又對在特蘭斯凱的卡馬塔舉行的農民集會開火，打死了6個人。

　　儘管非洲人國民大會在許多農村地區早已於1957年就被宣佈非法了，農村仍然是動盪不安的地區。一方面，南非政權強行建立班圖政權，拉攏一些馴服的酋長。另一方面，這種種族隔離的計劃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曼德拉曾指出：「一個又一個酋長，因為抵制『班圖政權』計劃而被廢黜或被驅逐出家園。班圖斯坦並不是為表達非洲人民的意願，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不幸的是，溫妮的父親竟然支持政府的政策。當南非政權扶持起曼德拉的那位堂兄凱澤·馬坦齊馬酋長統治特蘭斯凱班圖斯坦時，溫妮的父親成為土地和農業部部長。

　　為反抗政府的班圖人自治計劃，溫妮的家鄉龐多蘭的農民舉行了起義。這場起義長達9個月。一個由起義領袖組成的稱為「英塔巴」的組織從1960年5月起，開始在這塊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對大約180000人實行某種程度的權威。這一組織取代了傳統的酋長法庭，在涉及土地分配等問題實行仲裁；更重要的是，它無視政府建立的班圖權威機構。在英塔巴的領導下，黑人群眾殺死了17名酋長、頭人及其衛兵，使所謂班圖權威系統陷入癱瘓狀態。

　　政府對這一反抗進行殘酷鎮壓，但遇到的是更強烈的反抗。起義者一方面派人躲過警察的搜捕，潛入城市，來到曼德拉的家裡徵求意見；另一方面，他們繼續對與白人政權合作的酋長進行懲罰。溫妮的父親也被當作通敵分子受到攻擊。在一個星期內，比贊納地區有29名親政府黑人的克拉爾被燒毀。後來，溫妮回憶起當時她父親的處境時，心裡仍然很難受，「看到這種怒火，看到而且感覺到人民的怒火，我父親試圖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為他們作出巨大的犧牲。父親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這真讓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傷疤。」

　　到7月份，政府決定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對龐多蘭地區的騷亂進行調查。在這一期間，一位比贊納的白鐵匠恩諾奇·姆伯赫勒代表龐多蘭起草了一份備忘錄，直送到聯合國。這一行動與其他在調查委員會作證的證詞充分表明龐多蘭起義絕非僅僅是由地區的矛盾引起，它與反對班圖教育法，黑人在議會沒有政治代表，由於通行證法而引起的種種不便以及政府對黑人解放運動的嚴厲措施都是聯繫在一起的。調查委員會僅僅對一些小怨言答應予以糾正，對上述的政治不滿置若罔聞。

　　龐多蘭的農民運動到11月份達到高潮。為抗議警方逮捕運動的領導人，龐多蘭人將村莊人口都堵住，對各種商品進行抵制，以求各種商人向政府反映其不滿。同時，他們還對勞力招募處進行抵制。這一抵制運動一直延續到1961年1月5日。最終，約5000龐多蘭人遭到逮捕，在監獄裡遭到野蠻虐待。這一鎮壓使起義喪失了領導，因而在2月底，整個運動失敗了。正常的田園生活也因此永遠消失。農民不得不賣掉賴以為生的牲畜以交納抵抗運動期間欠下的稅款。這時，曼德拉已認識到在農村組織動員工作的潛力很大。他在體驗了這種生活後，不無感觸地說：「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則你無法體會。」

　　在整個特蘭斯凱地區，政府極力推行所謂班圖人自治計劃。從1960年起，那裡就存在著緊急狀態。警察有權逮捕任何人並有權不經審判就把他們無限期地拘押在監獄。成百的著名黑人運動領導人在他們的家鄉受到追蹤，更多的人被迫離開家園跑到山區和樹林裡繼續組織抵抗。在1962年，特蘭斯凱就有30個非洲人因參加抵抗運動而被南非法院判處死刑並被處死。然而，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人民已經絕望，而絕望的人最後將採取報復行動。

　　1961年6月26日，是蔑視運動9周年紀念日。這一天，轉入地下的曼德拉向南非人民發表了一個聲明。他號召全體南非人民採取不合作態度，用不合作這個武器將政府送進墳墓。「黑人的全部力量必須動員起來，撤消與國民黨政府的一切合作」。同時，他呼籲國際社會以各種方式支持南非人民的鬥爭，要求國際組織開除南非，並呼籲世界各國斷絕與南非的經濟和外交關係。他鄭重聲明：

　　在今後一段艱苦的鬥爭中，我將繼續擔任全國行動委員會的發言人。我將和你們肩並肩與政府進行鬥爭，一點一點，一步一步，直到贏得勝利。……我不離開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過艱險、犧牲和戰鬥的行動才能贏來自由。鬥爭是我的生命。我將繼續為自由而鬥爭，直至我生命的終結。

　　時代向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肆無忌憚的暴力政策迫使曼德拉思考新的鬥爭方式。南非黑人民族解放運動新的一頁即將揭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