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20)

二〇

　　1944年4月，坦博被選為青年聯盟書記，曼德拉參與由姆達起草的一個基本政策文件的審訂工作。他們認為以前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要問題有三個：第一，是國民大會的領導人「與壓迫者相勾結」的問題，他們竟然支持土著代表議事會，這是十分令人憤慨的。第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不是完全的民族主義者，在民族主義問題上遮遮掩掩。青年聯盟則明確表示拒絕白種人統治的一切形式。第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從不注意將國民大會組織成群眾運動，從而沒有基層聯繫，只得到群眾某種道義上的支持。

　　青年聯盟有明確的宗旨，非洲民族主義將是它的信條，青年聯盟要大力推動南非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為了達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青年聯盟將為廢除各類種族歧視的法律和非洲人取得「完全的公民權」而堅決鬥爭。青年聯盟力爭非洲人在議會有直接代表，工會權利將不受阻撓。土地將按人口比例在各民族的農場主和農民之間重新分配。將實行免費的兒童義務教育和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將吸收歐洲和其他文化的精華。它將創造條件使非洲對人類的進步和幸福做出自己的貢獻。

　　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進派對共產黨和印度人國民大會的敵視態度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並不是很有市場。他們曾在一次年度大會上提出一項動議，要求在非洲人國民大會裡的非洲共產黨員必須退黨，但此動議遭到否決。這種偏激情緒在1946年發生的德蘭士瓦罷工和印度人的消極抵抗運動後有所緩和。這兩次運動使倫貝迪和曼德拉等人看到了其他政治組織的力量和與這些組織合作的可能性。

　　1946年8月，德蘭士瓦金礦礦工在傑出的黑人共產黨員約翰·馬克斯（他同時也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執委會委員）領導下開始罷工。罷工者要求把礦工工資從每天2先令3便士增加到10先令。罷工迅速蔓延，很快就衝破了把各個礦工營地彼此隔開的壁壘。70000名礦工拒絕上工。史末資派軍隊去營地鎮壓，有9名工人遭到殺害，1248名受傷。罷工被鎮壓後，50名參加罷工的共產黨員和非洲礦工工會會員遭到逮捕，並決定按照戰時法令以「秘密煽動罷工」罪來審判他們。但因為根本沒有站得住腳的罪證，這個案件遂宣告破產。南非白人政權本想通過此案以「共產主義的威脅」恫嚇全國人民，為取締南非共產黨作準備。結果卻適得其反。一方面，這次鎮壓和審判使原來幻想戰後史末資會在國內逐步實行自由主義政策、減緩種族歧視措施的許多非洲人對這個政權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共產黨員在這場罷工中表現出來的非凡組織能力和在審判中表現出來的大無畏精神亦使曼德拉等青年激進派對共產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但是，曼德拉對共產黨的疑慮並未消除。

　　1946年通過的「亞洲人的土地權和印度人的代表權法」規定，印度人在國內大部分地區無權購買土地或不動產，這實際上是為他們設立了特定居住區。為反對這一法案，德蘭士瓦和納塔爾兩地的印度人大會展開消極抵抗運動。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法律學院的兩位印度人同學米爾和辛格都是這場運動的領導人。1946年10月23日，德班的印度人舉行了抗議性的群眾示威遊行，一些印度人青年志願隊從約翰內斯堡駕車行駛500英里到德班參與遊行。納塔爾當局嚴厲鎮壓，370人被投入監獄。在這場鬥爭結束後，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之間首次達成關於「在共同利害的基礎上」協同行動的決議，取名「博士條約」，因為它是由蘇瑪博士（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納克爾博士（納塔爾印度人大會主席）和達杜博士（德蘭士瓦印度人大會主席）簽署的。這個協議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印度人大會這兩個最大的群眾組織之間的聯盟奠定了基礎。通過這一次鬥爭，連倫貝迪也開始與印度人進行非正式接觸，他對印度人說，「我們不僅要坐在一起，談在一起，我們必須戰鬥在一起。」

　　自青年聯盟成立後，青年激進派與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老一輩領導人的矛盾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愈演愈烈。1947年初，倫貝迪曾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委會上公開宣稱，黑人群眾已經準備行動，而唯一的問題是他們的領袖缺乏勇氣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當蘇瑪博士在聯合國為提交南非黑人要求的提案而活動時，倫貝迪發動了一場對土著代表議事會的抵制運動。蘇瑪博士回國後，對這一行動很不滿意，並力圖將決議的語調改得緩和一些。這樣，面對面的衝突也出現了。

　　此後不久，南非政府安排了英國國王和王后對南非的訪問，倫貝迪又提出對這一王室訪問進行抵制。青年聯盟同意了這一決定。但曼德拉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強調他不反對組織決定，他提醒在座各位，在抵制過程中，切忌感情用事。英國的君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偉大而持久的制度之一。英國國王、王后及其女兒們到非洲來是作為一個高貴的家庭，而不是作為英國政府的代表。當時的會議是在曼德拉的住地舉行的。倫貝迪和姆達強烈主張進行抵制，他們認為，如果對英國皇室成員的訪問表示歡迎，這無異於對一個沒有為非洲人民盡職的政府表示忠誠。曼德拉最後再一次提醒大家，青盟是為民族的利益而戰，「我們決不能做膽小鬼，不能去襲擊那些弱者，那些作為人類一員到我們中間來的個人。」這場辯論既體現了青年聯盟中的民主氣氛和思想活躍，同時亦表明了曼德拉政治上的成熟之處。當然這種態度與他的法律專業和貴族出身不是沒有關係的。

　　在倫貝迪逝世後，姆達成為青年聯盟的領袖。他吸取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缺乏基層組織的教訓，在黑爾堡大學建立了一個青年聯盟支部，把校園內的積極分子團結起來。當時該校的人類學講師歌德弗雷·皮特切和享有盛名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元老馬修斯教授都參與了組織建設工作。這一校園支部的建立大大推動了青年聯盟的工作，它不僅為聯盟吸收了一批受過現代教育、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青年知識分子，而且提高了這一組織的知名度，使它成為全國黑人青年的希望所在，這為1949年青年聯盟的路線方針能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取得支配地位打下了基礎。

　　1948年，曼德拉當選為青年聯盟全自書記。也就在這一年，馬蘭博士領導的南非國民黨在選舉中獲勝，從而開始了系統的全面的種族隔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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