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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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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該書的第377節《無家可歸的人》中,傷感地寫道:「我們寧願住在山上,遠離四季,生活在過去或未來之中,以避免一旦被任命為德國現行政體的見證人時,心中的怨氣無處發洩,那是一個虛有其表而不實的政體,此外,這制度為避免不旋踵而崩潰,乃植根於兩種仇恨之間,不是很不必要的嗎?難道它還想要在歐洲永垂不朽嗎?」他並且毫不掩飾地大膽抨擊當時德國正在鼓吹的國家主義和種族仇恨,他沉痛地指責道:「在我們民族的心靈和血液中正流淌著毒素,它使我們的軀體潰爛生瘡,它導致歐洲各國紛紛像逃避瘟疫似的彼此隔離和封鎖。」 另外,在該書中,他借對德國文化的批判,讚揚了他青年時代的偶象叔本華。他認為,叔本華關於「存在價值」的悲觀論,並不是屬德國人的,因為德國人自以為是,盲目地崇拜著上帝,他們根本沒有對自己的清醒認識。他在《歡悅的智慧》的第357節《老問題:『德國人是怎樣的一個民族』》中喊叫道:「不!今日的德國人絕不是悲觀主義者,至於叔本華,他之所以成為一個悲觀論者,容我再說一遍,乃是基於一個優秀的歐洲人的身份,而不是德國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歡悅的智慧》一書中,尼采對拿破崙和凱撒的某些方面,表示了欣賞。他之所以欣賞拿破崙是因為他有統一歐洲的思想,而對凱撒的欣賞,是因為凱撒的熱情,並能控制他的感情,但是尼采並不是崇拜他們在戰爭和政治上的成就,因為在尼采的觀念中,是強烈反偶像的,對任何「英雄」崇拜的思想,是他深惡痛絕並堅決厭棄的。後來有人根據尼采對拿破崙和凱撒的某些欣賞,認為他是崇拜英雄的人,其實這是一種謬見。 也就是在《歡悅的智慧》一書中,尼采第一次給自己定了位,他認為自己天生就屬那種不能享受世俗快樂的人,在該書中,尼采把自己同浪漫主義派,和基督教徒做了對比,他認定自己是戴奧尼索士式的悲劇人物。 而且通過這本書,尼采建立了自己的獨特自信,他感到自己的著作正在把人類引向一個前人沒有經歷過的途徑之中,也正是這種自信,使尼采後期的作品更有了深刻性和概括力,並以其天才的思想給後人以深刻的啟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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