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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擔任諾貝爾的女秘書,貝露妲感到稱職而愉快。

  雖然她離開了雷多納貴族家中,但仍與阿薩有密切的信件往來,直到阿薩提出結婚要求,她才告別諾貝爾,成為貝露妲·雷多納夫人。婚後的貝露妲隨丈夫前往高加索,這時正值俄國與土耳其激戰時期。親身經歷了戰爭的殘酷、無情,使她深深體會到消滅人類最大罪惡與不幸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阿薩是一個成功的戰地記者,貝露妲則善於寫小說,夫妻倆的知名度漸漸提高。由創作聯想到借文章來宣傳和平運動的貝露妲把諾貝爾視為資助和平的第一人。他認為諾貝爾先生雖然性情有點兒古怪,但他不愧是一位偉人。他富有人情味,又是成功的企業家,如果他肯為和平運動盡點兒力,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貝露妲心中盤算著,隨後她經常以書信與諾貝爾先生交換意見。諾貝爾對她的抉擇深表贊許,但並沒有參加和平運動的打算。雷多納夫婦得知倫敦有個「國際和平調理協會「正熱烈展開和平運動,於是夫妻倆人義不容辭地加入了這一行列。

  諾貝爾不想與任何和平運動發生關係。他的原則是:要研製完成他心目中足以遏止戰爭的強力火藥!

  對於貝露妲女士的所作所為,阿佛列的敬重之心與日俱增。貝露妲·雷多納夫人認為,透過小說暴露出戰爭的悲慘事實是她目前所能做到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事。於是她從多方積極展開搜集、取材的工作,不僅翻閱有關書籍,還四處徵詢親歷戰爭者的感受,多方摘錄綜合,終於完成了《丟下武器》這本驚人巨著。

  這本小說出版以後非常暢銷。雷多納夫人立刻聲名大噪,她的著作被譯成12國語言遍及世界各地。

  這是一部真正能將戰爭的醜惡、罪孽訴諸世人的偉大寫實作品。

  托爾斯泰對此書亦讚揚備至,他說斯陀夫人的著作《湯姆叔叔的小屋》揭發了奴隸制度的陰影,而雷多納夫人的名著則把戰爭的罪惡描述得淋漓盡致。

  雷多納夫人把這本小說贈給諾貝爾。諾貝爾深受感動,也因此對雷多納夫人的和平主義有了更進一層的瞭解。不久在瑞士首都伯恩召開首次雷多納夫人和平會議,雷多納夫人寫信邀請諾貝爾參加。他來到伯恩後,諾貝爾暗歎瑞士的美麗景色確實是召開世界和平會議的最佳地點。

  但諾貝爾只欣賞瑞士的天然美境,他並未出席會議,而只在會後詳細研讀了記錄報告。

  他對貝露妲·雷多納夫人說:「我過去的想法似乎有點偏差。要防止戰禍的發生,並不是如我想像中的那樣,有了強力炸藥就能遏止戰爭發生。無論多麼可怕的武器都無法實現和平的願望,只有你那遠大的理想,才是通往和平的大道。」

  諾貝爾對和平運動有了新的認識。貝露妲納夫人的喜悅有如豐收的農夫。從這時起,一個未成形、無法捕捉的構想開始在諾貝爾心中忽隱忽現。他決心要把龐大的財產留給對人類和平、幸福有偉大貢獻的世世代代。1896年,阿佛列·諾貝爾因心臟衰弱處於危險邊緣時,寫信給雷多納夫人說:「眼看你的和平運動進展神速,我緊握雙手,為你歡呼、喝彩,願你實現達成理想。」

  1905年,這位深受眾人尊敬的貝露妲納夫人終於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成就偉大事業的人都有強健的體魄,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克服一切險阻,才能以堅強的信心、持久的耐力完成常人所不能及的偉大事業。不論是政治家、科學家還是發明家莫不如此。發明家愛迪生是經常兩天兩夜地持續工作,若非有健壯的身體他絕不能忍受長期日夜的勞累。

  但是,這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卻是諾貝爾所沒有的。他從小體質孱弱,長大後仍深受胃病、心臟病所苦。在醫學上,硝化甘油對心臟病有或多或少的醫療價值。諾貝爾因心臟病痛苦難忍時,看到醫師為他調配硝化甘油,不禁啞然失笑,硝化甘油炸藥的發明人竟把它當做藥物來治病。雖然諾貝爾身體衰弱,但他完成的發明卻不亞於愛迪生。在體力上雖不能夠支持長時間的工作負荷,但靠著超人的智慧、堅毅的信念,他每天完成一部分實驗,日積月累持之以恆,終於獲得驚人的成果。也就是說,他憑著信心與恒心克服了體弱的不利條件,獲得了偉大的成就。勤勉的諾貝爾,珍惜生命中的一分一秒。在工作之餘,除了看小說或寫作外,從不參加交際應酬,甚至散步都覺得是浪費。

  他的偉大事業完全是經年累月一點一滴的血汗的結晶。

  他認為勞動是人類最尊貴最神聖的行為,所以他尊重勞動者,也以勞動者自居,這是促成他不辭艱辛、勤勉奮發的原動力。諾貝爾尊重勞工並且愛護勞工的精神,可與他的二哥路德伊希相比美。在他經營下的工廠,雇主與勞工間從未發生過糾紛或摩擦,儘管歐洲國家盛行罷工風潮,在諾貝爾有生之年所建立的工廠中卻從未發生過罷工事件。

  「勞動是我的生命,慵懶舒散是我的仇敵。」這是諾貝爾終身謹記的格言,他不但勤於勞動,還盡心研究勞工問題。他研究勞工問題,並非全是出自於興趣。凡是人類文明社會裡的一切產物,就像建築、機械、食品、衣服等等日常所需,都是由勞動者憑勞力來建造或換取的。他們的努力值得敬愛,所以他愛他工廠中的勞工,也愛全世界的勞工,他把增加勞工的幸福與保障當作是他最大的願望,因此,研究勞工問題自然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1893年,諾貝爾60歲時,受聘為瑞典埃普沙拉大學的榮譽教授。諾貝爾欣然接受,他希望在大學裡開設勞工問題研究課程,但令他失望的是,埃普沙拉大學是以哲學教授的名義禮聘他,使他無法如願以償。

  由於阿佛列視勞動為崇高的行為,所以對那些遊手好閒的紈袴子弟和上流社會人物的生活方式自然不屑一顧,因此他厭惡社交活動。但是像諾貝爾這樣的名人,在歐洲社會裡,自然成為一切社交場合的貴賓。

  阿佛列對於所有宴會或禮貌上的會餐邀請一律辭謝,他認為這些都是乏味而無意義的活動。他雖然定居在人文薈萃的巴黎,但卻全力避免踏入豪華的社交界,過著平靜踏實的隱士生活,他也因此遭到別人的非議。

  「諾貝爾笨得像頭驢,他根本不懂得上流階層的社交活動。」有些膚淺的人竟然譏諷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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