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勝利-曼施坦因回憶錄(68)

六八

　　本部已給予下述答覆：

　　「來函敬悉。與我本人4天前所作的建議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後，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一、關於突圍方面：元首保留最後決定權。必要時請再請求。

　　二、關於人員的空運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擬考慮。請派齊茲維茲（Zitzewitz）來此間再作申述。我將帶他去見元首。

　　——柴茲勒爾。」

　　關於保盧斯上將的要求把其集團軍中某些人員空運撤出包圍圈一事，我願意作下述評論。從純軍事利益的觀點來看，若能儘量救出重要的專門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過應記著，其選擇是與階級無關的，若從人道的觀點來看，則更應該設法使每一個人都能出險。不過同時又有軍人道德的問題也應加以考慮：負傷的人員應優先飛出（事實上，我們在這一方面已經作了相當程度的努力。）但是專門人才的撤出卻毫無疑問將影響到傷員後送。此外，多數應該飛出的專家，又必然是軍官，由於訓練的困難，軍官當然比士兵的價值要高得多，後者很少有專家的資格。可是在第6集團軍這樣的情況中，德國的軍事傳統卻要求當生命受到威脅時，軍官應該讓士兵先獲得安全。因為這些原因，集團軍群並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盧斯的建議。

　　至於在最後關頭上，分成小組穿過敵人戰線的企圖，希特勒的「最後決定」始終未成事實。儘管如此，集團軍群卻仍曾設法幫助他們獲得生存，例如在敵後某些地點投擲食物，並派偵察機去搜尋他們。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能達到集團軍群的正面，同時我們的飛行員也沒有任何發現。

　　無論如何，保盧斯的電報卻指出直到最後一分鐘，那些第6集團軍中的人員只要尚有餘力，仍未喪失其戰鬥意志。的確，我們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準備突圍。這也是我們採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儘管結果是毫無所獲。

　　1月22日，俄軍佔領了古門拉克機場，於是補給再也不能著陸。在報告了他已經無力填補缺口以及糧食、彈藥已經耗盡之後，保盧斯現在就開始希望希特勒准許他與敵人談判投降。關於這一點，我曾與希特勒在電話中作了長時間的辯論，我力勸他批准投降，因為該集團軍的抵抗已經日益微弱，對於整個集團軍群的情況已無作用，所以現在應該結束這場英勇的苦戰了。在這場苦戰中，第6集團軍為了牽制一個遠為強大的敵人，已經用盡了最後的氣力，對整個東線的戰鬥已經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第6集團軍的苦難已經不再能夠牽制任何敵軍了。

　　在長時間和激烈的辯論中，希特勒拒絕了保盧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並命令該集團軍抵抗到底。他的理由還是說，能多抵抗一天，則在斯大林格勒的俄軍即不能轉用於其他地區。事實上，全盤的情況現在已經夠嚴重了，俄軍在頓河已經擊潰了匈牙利集團軍，B集團軍群在地圖上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從頓涅茨河的弗洛希羅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頓河的弗侖尼茲（Voronezh）為止，已經裂開了一個大缺口，大量敵軍可以從此湧入，幾乎如入無人之境。在這種環境中，頓河集團軍群和A集團軍群（現在正從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經大有疑問了。

　　希特勒認為第6集團軍現在即使已經不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為幾個小型包圍圈，再繼續抵抗相當長的時間。最後他又宣稱根本不能投降，因為俄國人從來不會遵守他們的諾言。

　　第二個預測就原則上來說是很正確的，儘管表面上並不如此，事實上，落在俄國人手中的戰俘總數為9萬人，存活至今的不過幾千人而已。而且此處應該強調說明，當時俄國人還有完整的鐵路線，直達斯大林格勒。若是他們有善意，就可以供養和撤出戰俘。固然寒冷和疲憊足以喪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還是高出了應有的標準。

　　當希特勒拒絕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團軍投降之後，我自然面臨著一個私人的問題，是否應該辭職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頭也並非第一次。在1942年聖誕節前後，我未能說服希特勒准許第6集團軍突圍的時候，這個問題尤其困擾著我的良心。在以後的幾個月當中，我又一再碰到這個問題。

　　我想任何人都應能體諒我在當時的心情。如果一個人在執行任何緊急軍事行動時，都必須事先與自己的最高統帥做一番神經緊張的拉鋸戰，都會感到吃不消而想擺脫責任。當時我的作戰處長布西上校曾經向第6集團軍的工兵指揮官說過：「假使我不是為了部隊的緣故，一再懇求他（曼施坦因）留下來不走，否則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辭職了。」布西是我的最親密同僚之一，他的話很能代表我在當時的態度和立場。

　　但是對於一位高級指揮官在戰場上辭職的問題，我也有略加評論之必要。第一點，高級指揮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樣，並不能隨意卷起鋪蓋就回家。無法強迫希特勒接受辭呈，在這種情況下尤其如此。在戰場上的軍人，所處的地位並不象政治家那樣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軍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必須服從命令作戰到底。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高級指揮官發現若要執行某種命令，就會違背他的責任感。誠如賽德裡茲（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戰中所說：「在會戰之後，國王可以隨他的意思來處分我的頭腦，可是在會戰之中，他卻應准許我用自己的頭腦。」任何將軍在戰敗之後，都不應宣稱他是違反自己的判斷被迫執行一種命令所以才會導致失敗——這種藉口是不合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唯一應該採取的路線就是不服從，因為他應向他自己的頭腦負責。成敗往往足以決定他的是非。

　　這就是我在12月19日為什麼要違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團軍應立即向西南突圍的理由。事實上，僅僅因為第6集團軍未能執行這個命令，所以才會無所成就。以後，我在必要時，也常常違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證明我是對的，連希特勒也得容忍這樣的不服從。（注：不過卻不可以越軌，因為那會使鄰近的集團軍群感到手足無措。）

　　不過辭職的問題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還更有另外一種考慮。這就是說高級指揮官對於其部下也應有一種責任感。在這個時候，我所要考慮的還不僅只是第6集團軍。我們整個的集團軍群，連同A集團軍群在內，都是在危難之中。我若在此時拋棄我的職責，就希特勒拒絕批准第6集團軍投降一事的人道動機而言，儘管是合理的，但卻會愧對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圍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鬥的其他英勇部隊。

　　事實上，後來頓河集團軍群還是穩住了戰爭中最困難的局勢。照我自己看來，足以證明我當時沒有由於純粹的感情用事而辭職的決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頓河、A、B三個集團軍群在1943年1月間的情況發展作一個簡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團軍的艱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陸軍總部終於拗不過頓河集團軍群的堅持，開始命令A集團軍群撤出高加索，最初從左翼開始——即第1裝甲集團軍——撤到庫馬（Kuma）河一線。（在沙爾斯克（Salsk）河東南面約155英里。）因為想要保住那些裝備，所以行動非常遲緩，暫時沒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動。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團軍拒絕投降之日，第1裝甲集團軍仍未能達到庫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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