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85)

八五

　　對莫妮卡和她的家人來說，這遠遠不是一個笑話。她以前要在監獄裡呆上整整27年的擔憂已經漸漸消散了，不過她還是經常在夜半醒來，充滿恐懼，擔心自己像蘇珊·麥克道加爾一樣鐐銬加身。她的父親和她一樣焦慮，老是做著同樣的夢，夢見自己幫被囚禁起來的女兒逃獄，他說：「我總是看不清戴著鐐銬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權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懼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出租車去火車站，突然一輛沒有標記的警車過來讓他們靠邊，FBI也用這樣的車。一個沒穿制服的探員走出車子，過來亮出他的銀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發幹，渾身出汗。後來發現，那警察停下他們的車，只是因為司機違反了交通條例。不過，這事復活了莫妮卡在1012號房感受到的那種恐懼記憶：「那時那刻，我以為他們是來抓我，起訴我的。」她回憶時還有點瑟瑟發抖：「那之後，我就陷入噩夢之中。」

　　在她惡名遠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敵人就是成群的攝影記者，他們圍在水門公寓附近，監視她的每個動作。即使其他的記者也都驚駭於她被圍捕的景象。一個不斷在電波裡辱駡莫妮卡的電視花邊節目評論員，在她們共同的髮型師那裡撞見了她，驚訝地發現外面人行道佈滿了電視機組人員和攝影記者，不停地通過玻璃窗拍攝正做著頭髮的莫妮卡（她現在留短髮的一個原因也就是她可以在家裡自己護理，而不用再去遭遇攝影記者的圍追堵截）。

　　為了給敵人錯誤的印象，以為她從不在他們不知情情況下離開，莫妮卡很少走水門大樓的正門。走其他出口，她就能避開媒體的逼搶，隱姓埋名地在華盛頓到處遊走。戴上黑色墨鏡，把頭發放到後面，塞在一個草帽下面，她就能逃過那些追蹤者，至少有一陣安寧了。一次，她在時尚地帶喬治鎮閒逛的時候，總統車隊開過，不過她一眼也沒瞥到「英俊先生」。大多數周日，一個為比利·馬丁工作的私人調查員瓦爾特·埃勒比就會打電話到她的公寓，用暗號問道：「包裹能拿了嗎？」然後，他和肖恩·賴特就會等在外面，用車子帶她到郊外「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剩下來的時間裡，莫妮卡一直覺得自己被人跟蹤。她生活在這樣的座右銘下：「只是因為你很多疑，這並不意味著沒人在跟蹤你。」她的猜測在6月得到了明顯的證實，當時她和朱迪坐飛機去洛杉磯：斯塔爾的副手、曾經在1012房間審問過莫妮卡的麥克·艾米克也在飛機上。

　　5月15日上訴法院駁回了她的豁免請求後，監獄的陰影開始真正地逼近她。幾天後，獨立檢察官傳喚她到洛杉磯聯邦法院接受指紋檢測。正如她的律師們常常警告她的那樣，這是控告程序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最終的高潮是拜訪如果被定罪她會去的監獄。

　　5月28日，莫妮卡在她父親、比爾·金斯堡和另一位律師托德·西奧朵拉的陪同下穿過守候在威爾士大街聯邦大樓外面的記者隊伍，在這裡她的指紋被正式取下並歸檔。在回答一個被大聲喊出的問題時，伯尼說：「我女兒被兩個有權勢的人作為人質來利用。這是非美國的。」在陰暗的大樓內，莫妮卡不得不面對持續的敏感和不是那麼敏感的脅迫，四個多月前她曾經在1012房間反抗過它們。一行人首先通過全封閉的旋轉柵門，然後被領著經過臉部照片拍攝室，來到指紋檢測室。曾經試圖通過展示他的槍和手銬嚇唬她的聯邦調查局特工法龍突然出現在她身邊，莫妮卡相信這不是巧合。

　　指紋檢測時間很長，很羞辱人。除了通常的指尖印痕，檢察官們還要她手前面、側面和掌心的印痕。這個過程總共進行了30分鐘——伯尼·萊溫斯基知道，因為他看了時間。「看到他們這樣對她時，我在哭泣。」他承認，「這很嚇人，而且是不必要的——畢竟，她在五角大樓接受了最高級別的安全檢查。這一切都是為了故意脅迫她，仿佛她犯了故意殺人罪。」

　　斯塔爾的副手們沒有要她的聲音樣本，但他們要她全面的筆跡樣本；她不得不用各種類型的鋼筆寫不同字體的字。由於不信任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檢察官們，當他們試圖讓她簽支票和抄寫一封她曾經寄給總統的信時，她拒絕了。這是一個令人厭煩的過程，而且由於比┒·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師，不熟悉這個程序，不得不不斷地給他的同事、從事刑法工作的納瑟尼爾·斯派茲打電話尋求幫助，一切變得更加緊張。莫妮卡回憶道：「我很堅強和平靜，但內心裡我嚇呆了。」

　　對這個法律行為感到痛苦不安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們在警察的陪同下離開了大樓，他們像西方電影中復仇的警察局長一樣走過一大群記者。然而，迄今為止莫妮卡只想幹掉一個人：比爾·金斯堡。兩天前，他在《加利福尼亞律師》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致肯尼斯·斯塔爾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事實上承認了莫妮卡和總統之間發生過性關係。考慮到現在她依然堅持著自己的虛假證詞，它似乎抽走了她的法律根基，引起了媒體的騷亂和法律界的驚駭。

　　金斯堡也指責斯塔爾踐踏了莫妮卡的隱私權，把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罪犯」。「恭喜斯塔爾先生！」他寫道，「作為你對珍貴的憲法權利的無情漠視的結果，你也許已經成功地揭開了兩個成年人之間彼此同意的一段性關係。當然，通過這樣做，你也毀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包括莫妮卡和她的家人，同時花去了她們1000美元律師費來保護自己不受你辦公室的虐待。」

　　甚至備受尊敬的律師和法律學者阿蘭·德肖維茨也震驚了，他後來在他的著作《性的麥卡錫主義》中嚴厲批評斯塔爾「把橢圓形辦公室裡的一系列低俗遭遇變成了一場憲法危機」。他說，金斯堡的批評也許是合理的，但他走得太遠了。德肖維茨公開建議萊溫斯基一家踢掉金斯堡，「首先找到」一位有經驗的華盛頓律師。伯尼·萊溫斯基勉強地承認——他說：「這很窘迫。」——他的法律朋友已經沒用了。

　　其實，金斯堡的輕率舉動本來或許會糟糕得多。在拍攝《名利場》的那個週末，他曾經打電話給莫妮卡說，《加利福尼亞律師》雜誌委託他寫那篇文章。她很擔心，覺得更大的公開度只會減小她被豁免的可能性。當金斯堡給她讀文章的草稿時，她最壞的擔心得到了證實。「現在斯塔爾先生，」他寫道，「因為你，我們將知道，除了第一夫人，是否有另一個嘴唇親吻過總統身體的私處。」

　　莫妮卡驚呆了。「比爾，你不能這麼說！這會殺了我！這是我一生中聽過的最粗鄙、最駭人的東西。」他沒有完全順從，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證緩和文章的調子，並在文章發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裡的故事洩露得太早了。

　　現在莫妮卡情況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師又是一個被嘲笑的對象，必須馬上採取行動了。又一個家庭會議召開了，會議決定委託比利·馬丁整理一份能夠接受好這個案子的律師的小名單。大家達成共識：新隊伍的成員，必須是能在殘酷的處境下機智應對和經驗豐富的律師。伯尼一個也不知道，但莫妮卡曾經在《紐約客》上讀到過一篇傑克·斯泰恩的傲人簡介，他自己也曾經是一位獨立檢察官。馬丁聯繫了斯泰恩和另一位備受尊敬的人物普拉托·卡切裡斯——他認識他們15年了，兩人都表示對這個案子有興趣，前提是不與比爾·金斯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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