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59)

五九

　　特裡普第二枚導彈接踵而至。她告訴莫妮卡：「如果他們問起你，我會說出真相。」莫妮卡頓時呆若木雞，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裡普早就答應要保守秘密了，還說為有人問起她而擔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裡普堅定地站著，說如果她被問起是否知道有誰和總統有染，她會說出她的名字。她解釋說，如果她否認知道這樣的人，或者不說出她的名字，那麼一旦葆拉·瓊斯的律師們有證據證明她其實知道，那麼將控告她作偽證，甚至把她扔進監獄。

　　所有這些都讓莫妮卡驚心不已，不過更糟糕的還在後頭。12月17日淩晨2點30左右，她被電話鈴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話筒，聽到了熟悉的聲音——她的「愛人」。雖然早就習慣他在這種奇怪的時間打來電話，可是這次她嚇了一跳，因為她一直看新聞瞭解希拉裡的日常動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華盛頓；而夫人在附近的時候總統幾乎不會給她電話。這肯定是一個重要的電話，他的聲音充滿關懷又忐忑不安。

　　沒有任何開場白，他直入正題：「我要告訴你兩件事。貝蒂的哥哥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了。」她被這個可怕的消息驚呆了，淚水奪眶而┏觥—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個姐妹，現在母親又在醫院。他們談了會兒貝蒂的不幸，總統建議莫妮卡早上給她打個電話，然後就公佈了第二個壞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瓊斯案的證人名單，你的名字也在其中。當我看到你的名字時，心都傷透了。」大概兩周前，12月6日，當名單傳真到他律師那裡，總統就早知道裡面有她，不過費解的是當時沒有告訴她。

　　儘管那些在名單裡的人不一定就會自動收到傳訊，莫妮卡還是驚恐萬分。不過總統把事情的嚴重性大大降低了，說她不太可能接受傳訊。莫妮卡問他如果收到傳票，她該怎麼辦。總統則告訴她或許能簽署一份書面陳詞，那就不用出庭作證了；如果萬一真的接到傳票，那麼她應該和貝蒂聯繫。

　　莫妮卡對法律專業一竅不通，對政治牽連也知之甚少，不過一直有個建議，她告訴總統自己讀到報道，葆拉·瓊斯已經把賠償金降低到50萬美元，那麼他就應該結束這官司，再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自己厭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這事也給他的家庭造成傷害。（瓊絲案最後雖然宣判克林頓無罪，不過1999年1月達成的和解還是要求他支付瓊絲85萬美元。）

　　40分鐘的長談過後，他說如果她願意來取聖誕禮物，他可以叫貝蒂把她帶進白宮。不過，莫妮卡拒絕了，溫柔地駁斥了他的想法：「這個週末貝蒂是如此悲傷，怎麼能再去麻煩她呢？」

　　掛上電話那刻，莫妮卡感到身體不適，淚水嘩嘩滑落。她回想說：「總統真不善於講壞消息啊。疼痛從肩膀直接傳來，我真是感覺不舒服、驚恐、緊張——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只是我噩夢的開始。」

　　她回去也睡不著，急著想找人聊聊。猶豫一陣後，最後還是打電話給特裡普，既然她們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該好好討論討論問題。因此，12月17日淩晨，滿面淚痕的莫妮卡打電話給特裡普，告訴她自己也在瓊絲案的證人名單裡。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緒下度過了那個夜晚，早上她去庫裡的家中安慰她。在那裡呆了幾個小時，陪伴貝蒂，幫她籌備哥哥的葬禮。即使在她幫忙幹活的時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壓在身上的新麻煩。她只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被葆拉·瓊斯的律師們盯上，懷疑很可能自己的電話被人竊聽，房子被人監視。

　　傳票、特裡普和工作，都讓人擔心受怕，緊張不安。莫妮卡特別擔心，總統會發現她早已把他們的關係告訴別人。她打算不擇手段，也要讓特裡普答應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電話裡許諾，只要特裡普保持沉默，自己就會把悉尼郊區一套公寓價值5萬美元的一半所有權送給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擁有的財產。她說：「那時，我早已不顧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兩個紐約的面試。17日晚上她出發前，打電話給母親，懇求她去機場接她。她想找人說說過去那可怕的24小時，又擔心母親的公寓也被人監視，覺得惟一能進行秘密談話的安全地點就是瑪西婭的汽車裡。最後，瑪西婭是坐的士來接她的，她們兩人都不懂法律術語，莫妮卡只能泛泛談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當瓊絲案的證人。私底下，她非常擔心特裡普的改變，也越來越懷疑後者的言行舉止。

　　第一場面試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場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關係公司。她在後一場面試中表現出色，他們叫她幾天後參加一次正式的筆試。然而，這麼積極的開局也沒有讓她快樂起來，她坐的士去機場回華盛頓，途中淚流滿面。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白宮夢徹底破滅了。她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這個想法之中，回歸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裡普的判斷——她被列在黑名單中。不過，不管埋藏得多深，她總是保存著一線希望。現在，在另一個城市看另一個辦公室，考慮另一個全新的工作崗位，那線希望最終徹底消失了。她說：「那時我意識到，沒有哪裡的辦公室氛圍能和白宮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澀的失落，真是痛苦萬分。」

　　如果說總統淩晨那個電話是莫妮卡的噩夢，那麼真正的夢魘要到兩天后才真正開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點30，她一直擔心害怕的那個電話終於來了。「莫妮卡·萊溫斯基？」電話那頭的聲音響起：「我要給你一張瓊絲和克林頓案的傳票。」她裝作一副驚恐的樣子，不過無阻於真相的來臨。

　　她到五角大樓地下出口的檢查站那裡接過傳票，把它捲進包裡，糊裡糊塗地走了回來。她回想說：「我緊張，呼吸急促，情緒反常，眼淚也流了出來，根本不知道何去何從。」除了找貝蒂，她沒有別的聯繫總統的辦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絕的貝蒂。絕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電話前，打給喬丹。

　　她在電話裡泣不成聲，最後惱怒的喬丹告訴她，自己一句也沒聽懂她的話，叫她下午5點去他辦公室。莫妮卡冷靜下來，洗了洗臉，回到辦公室，對上司肯·培根說自己因為有急事要早走一會兒。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對勁，告訴自己妻子達茜晚點時候給莫妮卡打個電話，看看有沒有問題。

　　更糟糕的是，當她來到喬丹辦公室，發現他是如此粗暴無禮和漠不關心。他說傳票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個相當標準的法律程序而已。當然，他們還是達成一致，要為莫妮卡找個律師，喬丹打電話給華盛頓的一個頂級律師弗蘭克·卡特，幫她約了個時間。莫妮卡告訴喬丹，真正讓她緊張的是傳票裡提到了總統曾經送給她一個帽子的別針作為禮物，只有很少人知道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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