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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的小麵團

  1973年7月23日,一個炎熱的夏日,經歷了長時間痛苦的掙扎,瑪西婭·萊溫斯基終於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莫妮卡·塞米爾,她生產的醫院是聖弗朗西斯科兒科醫院,這裡恰恰也是她本人出生的地方。初為人父的伯尼·萊溫斯基——他本人也是個醫生,驕傲地看著自己的女兒,小姑娘有75磅重,長著長長的、像小扇子般的睫毛。伯尼喃喃地叫著她「我的小麵團」,這是猶太人最愛吃的一種麵食。

  20世紀20年代,伯尼·萊溫斯基的父母為了躲避納粹對猶太人的欺淩,離開了德國。他的父親喬治,在巴西的薩爾瓦多迎來了新生活,他在當地一家咖啡進出口公司做會計。1939年,就在二戰前夕,他去倫敦旅遊時,遇到了蘇茜,一個年輕的德國老師,原先在漢堡的一所小學裡教授希伯萊文,當蓋世太保帶走了她整班的猶太學生後,她不得不逃離了在漢堡的家。兩個星期後,喬治和蘇茜閃電結婚。他們在薩爾瓦多定居了下來,相比戰火滔天的歐洲,此時,這裡儼然成了世外桃源。儘管他們的祖國遠在千里之外,可是,這對年輕的夫妻還是希望他們的後代保留德國人嚴謹的作風,當他們的孩子伯尼在1943年出生後,他們將日耳曼人勤奮、自律和將法律奉若神明的傳統與信仰都慢慢灌輸給了這個孩子。伯尼14歲那年,一家三口移民去了美國加州,隨後,伯尼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醫學。正是在讀醫的時候,他遇到了瑪西婭·維蘭斯基,那年,他25歲,她剛剛20。

  和喬治·萊溫斯基一樣,瑪西婭的父親塞繆爾也曾被迫離開祖國,20世紀30年代,塞繆爾不得不離開蘇維埃立陶宛。他先是在舊金山生活了一段時間,1948年,他的女兒瑪西婭在舊金山出生。瑪西婭4歲那年,他們全家去了東京,因為父親發現戰後日本有著無窮無盡的商業機會。塞繆爾在東京的進出口貿易做得很順利,一家人在這裡過著富足的生活,而且擁有一大批俄羅斯和日本朋友。瑪西婭與比她小7歲的妹妹黛布拉的生活,仿佛就如同兩個無憂無慮的小公主,她們住的豪華別墅裡,似乎每個角落都塞滿了僕人,甚至還擁有專門的豪華轎車司機。兩個小姑娘很好地融入到當地的生活圈裡,日語都說得很流利。可是,突然間,這種田園詩般的生活被打破了。

  1964年,塞繆爾·維蘭斯基突發心臟病而死亡。他一去世,家族生意立刻陷入混亂,母親伯妮絲不得不在絕望中,拖著兩個女兒回到加州,投奔伯妮絲的母親奧爾加。為了負擔起一大家子的生活,伯妮絲找了一份秘書的工作,可是卻似乎永遠生活得入不敷出。豪宅與鋪張的生活一去不復返。瑪西婭這樣回憶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突然之間,你必須離開你生長多年的國家。」

  由於家裡幾乎沒了經濟來源,瑪西婭只能在一所社區大學裡註冊讀書。兩年後,她的一個叔叔接濟了他們家,瑪西婭得以入讀加州州立大學,主修城市學,她想要在畢業後成為一個城市規劃師。這個夢想也只能成為她永遠的夢,因為1968年復活節,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伯尼·萊溫斯基,一個說話輕聲細語、比她長5歲的醫科學生。「我們都曾在國外生活過,這種共同的經歷把我們拉得很近。」瑪西婭說。不過她也承認,在她父親去世後,此時她確實也急需情感上的慰藉。

  伯尼即將要進行緊張的實習,雙方家長都覺得,如果這對年輕人能夠儘早結婚,那麼,伯尼至少可以在實習前,先過上一段稍稍正常點的婚姻生活。兩個年輕人迅速開始準備結婚,新婚的喜悅讓所有人都暫時失去了判斷力,忽略了他們的不同——她迷人、羞澀,同時又忽視禮教,充滿創造力,他含蓄、坦誠、務實,而且勤奮。1969年2月,在舊金山的費爾蒙特酒店,他們舉行了傳統的猶太婚禮。

  婚後不久,小夫妻倆去了倫敦,伯尼在皇家馬斯登醫院作了一年住院醫生,主攻癌症治療。這段時光也許是兩人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歲月。瑪西婭非常仰慕英國的歷史與傳統,而伯尼則為自己身處全世界最頂尖的癌症專科醫院而感到興奮不已。在這裡,瑪西婭幸福地發現,她懷孕了。在伯尼在倫敦的住院醫師生活即將結束時,瑪西婭提前回到了舊金山,然後,某一天,丈夫突然收到了一封電報,「親愛的伯納德,我們有了一個孩子。愛你的瑪西婭。」

  對瑪西婭來說,女兒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到來意味著她實現了某種價值,正如瑪西婭自己所說,「和很多與我同時代的女人一樣,我從來沒有很認真地去想,自己要怎樣出人頭地,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業。成為一個母親,這就是我的目標。我的孩子們對我來說,就如珍寶般重要。」

  在莫妮卡很小時,大家就發現她是個聰明的小孩。在她學會走路之前,她已經學會了說話,過兩歲生日前她已經可以流利地說話了。瑪西婭溺愛她的小女兒,可是很快她就發現,女兒反而成了她的主人。帶著一絲疲倦的微笑,瑪西婭說,「她是個意志堅定的小孩子,永遠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些什麼,不過,她的堅強意志和決心並不是為了控制他人,莫妮卡永遠只為自己而存在。」

  母親和小姨媽黛布拉都可以一連串舉出很多例子,證明在莫妮卡很小的時候,她已經是個倔強、甚至有些認死理兒的小姑娘。在她兩歲的時候,有一天,黛布拉帶著她去她們家附近的公園裡玩蕩秋千,玩了好一會兒,黛布拉覺得她們應該回去了,可是莫妮卡拒絕從秋千上走下來,黛布拉對著小姑娘恩威並施,沒有用——儘管莫妮卡非常崇拜她的小姨媽,而且在莫妮卡的生命裡,姨媽始終是她最親密的朋友,可是,莫妮卡仍然不願意回家。最後,黛布拉不得不使了個花招,她做出要走開的樣子,對莫妮卡揮手說了聲再見,覺得莫妮卡這回總該奔向她,與她一起回去了。她完全錯了。儘管天色已黑,莫妮卡仍然一個勁地蕩著秋千。黛布拉回憶起這件事時,說,「對我來說,這並不完全是件壞事——在兩歲時,莫妮卡就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覺得她真是個與眾不同的人,非常迷人。那時的她就和現在一樣,富有魅力、甜蜜,非常聰明而且與眾不同,極端有毅力。」

  莫妮卡的頑強意志,也許有些人會稱之為頑固抑或倔強,在1976年,黛布拉的婚禮上再一次體現出來,黛布拉的丈夫是比爾·費納曼,一位心臟病專家,兩人打算在貝弗利山,也就是比爾祖母的家中舉行婚禮。當時3歲的莫妮卡將是婚禮上的花童。就在婚禮前20分鐘,這位花童突然覺得,她身上的那件淺藍色的長袖連衣裙,如果將袖子剪掉,變成無袖,那看起來會更醜——此時的她已經有了對時尚的判斷力。此時所有人都陷入忙亂中,新娘還在忙著對婚紗作最後的修改,沒有人還有空去答理這位總是惹麻煩的花童。為了省事,瑪西婭決定順著女兒的意思來,找來了一把剪刀。討人厭的長袖終於被剪掉了,莫妮卡開開心心地重新穿上了面目一新的漂亮裙子,她的小姨媽因此抱怨說,「莫妮卡偷走了眾人對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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