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馬克·吐溫 | 上頁 下頁
一一


  他今年29歲了。他從12歲起就獨立謀生,17年來,他四處飄泊,什麼都幹:當過印刷工人、領航員和新聞記者。可是經歷了17年的艱苦磨煉——在這17年裡,他學會了四門手藝——到頭來他卻一蹶不振了——只好「認命」啊!

  這就是29歲的馬克·吐溫在他最失意的日子裡對自己前半生做的反思!

  他只好又拾起擱了相當一段時間的筆。然而,在經過了這樣從山頂到深谷的沉浮以後,記者生活對馬克·吐溫再也不那麼有趣了。

  每天早上9點鐘,我便得上警庭去一個鐘頭,對前一晚發生的爭吵事件作一個簡短的記錄。一般是愛爾蘭人與愛爾蘭人之間的、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爭吵。偶爾變化一下,也有兩個種族之間的爭吵。每天的證據往往是前一天證據的翻版,因此每天的工作極端單調、沉悶。

  晚上,我們就往六家戲院去,去了這家去那家:每週七個晚上,每年365個晚上,天天如此。我們每一處停留五分鐘,把戲劇或歌劇看一兩眼,然後憑這一點就「詳細報道」這些戲和歌劇。並且,如人們所說,一年到頭,每晚上絞盡腦汁,力爭在說過了幾百次之後,對這些演出說些什麼新鮮話。

  從每天早上9、10點鐘到晚上11點鐘,為了搜集材料而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以後,我會拿起筆來,用詞句湊成拙劣的作品,報道的範圍越廣越好。這委實是可怕的苦差事,沒有靈魂的苦差事,可以說是毫無趣味。對一個懶漢來說,這是在服可怕的苦役,而我生來就懶惰。儘管我每天並不比40年前更懶些,不過那是因為我在40年前便已達到懶惰的頂峰。因而再也超不過去了。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一個星期天下午看見幾個惡棍在追逐一個中國人,對他扔石子,這個中國人正沉重地背著信奉基督教的主顧們每週換洗的東西。我注意到,有一個警察頗有興趣地從旁觀看這場表演——只此而已。他沒有出來干涉。我懷著滿腔義憤寫下了這個事件。

  但這次義憤讓他再一次面對「廣闊天地」,他所效力的《晨訪報》是憎恨中國人的愛爾蘭人支持的。

  主編為了這個原因,不得不把馬克·吐溫給辭退了。

  然而,他對自己的那段「反思」一直像把刀子似地挖著他的心。他都30歲了,但這30年裡,除了為了生活四處奔波,他一事無成。1865年歲末,他以《薩克拉門拉聯合報》特邀記者的身份登上了一艘名叫「艾傑克斯號」的遊船,前往他心目中嚮往的美麗的檀香山。他和這家報紙約定了每月寫四篇通訊,報道了航行過程中的見聞,稿費是每篇20元。

  「艾傑克斯號」於1866年3月到達檀香山,馬克·吐溫馬上就被這個花園般美麗的海島給迷倒了。

  他以每週七塊錢租了一匹馬,花了四個月的工夫,騎馬走遍了瓦胡、夏威夷和毛伊等島。他登上了海拔1萬英尺的哈萊亞卡拉死火山(它的火山口周長30英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然後帶著鞍瘡趕回檀香山,去採訪那條起火的快速帆船「黃蜂號」上15名死裡逃生的倖存者。他們只帶了10天的口糧,在一條一無遮擋的船上,度過了43個晝夜,通過陽光直射的熱帶,到達這裡。馬克·吐溫對人們料定必死無疑的這批遇難者所經歷的折磨,作了極其生動的報道;正好有一條不定期的縱帆船駛往舊金山,他便把這條新聞寄去,引起了全國性的大轟動。

  但是馬克·吐溫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因為這些出色的報道而好起來,儘管《聯合報》付給他的稿酬比約定的高出兩倍,但是由於平日賒欠,這筆錢早已記在別人的帳上了。幾家戲院的主人勸他講一講夏威夷群島的事,他答應了。他在舊金山租了一個劇場,然後登了一條廣告:「門票一元,7時半開門,8時開始勢將出現麻煩。」然而這則馬克·吐溫式的幽默不幸還真的應驗了:麻煩的確在8時開始了。我發現面前只有一個聽眾。我嚇得從頭到腳幾乎都癱軟了。這樣持續了兩分鐘,真比死去還要難受。關於這件事的記憶是永遠磨滅不了的,但是這事也有其積極的方面,因為從此以後,我面對聽眾再也不怯場了。

  這樣的開端並沒有讓馬克·吐溫灰心,他很快又組織準備了第二次演講,這回到場的聽眾有1500人。而且在這次演講中,他終於聽到了發自聽眾席上的笑聲。

  突然之間,前排的人看出了道道,就哄笑起來。

  笑聲往後傳,往後傳,往後傳,一直傳到每一個角落。

  然後又往前傳,然後再往後傳。一分鐘之後,全場笑聲雷動,仿佛暴風雨一般。

  這笑聲對我來說真是福音,因為我委實快精疲力盡了。我又累,又擔心,差點以為我得一晚上站在那裡,不停地講這個趣聞,才能叫這些人明白我這是在講一段巧妙的諷刺小品。我確信,我應該堅持下去,繼續不斷地把這段趣聞講給他們聽,直到把他們壓倒為止。我抱著一個堅強不屈的信念,一再沉悶地重複這段話,最終一定能打動他們。

  三個月的演講,他竟掙了1500塊錢!這超過了他挖采銀礦時期的全部收入。更重要的是:他為他下一步的旅行掙夠了資金。舊金山的《艾爾塔·加州日報》向他約了50封「馬克·吐溫旅遊書簡」。從此,馬克·吐溫的生活中便有一個饒有興趣的連環套:靠旅行見聞來掙稿費,獲取演講的材料,又用稿費和門票收入來繼續含金量更為豐富、見聞也更加廣博的旅行。

  這種經歷是早在他17歲的時候就有了的,那是1853年春天,他乘下水輪船從漢尼巴爾出發了,首先到了聖路易斯,在當地的《晚報》排字間工作,積攢他到紐約去參觀世界博覽會的旅費。後來到了紐約終於在世界博覽會上飽了眼福。當時他的全部財產只有口袋裡的3塊錢,外加縫在上裝襯衣裡的一張10元大鈔。在錢很快花光了之後,他就再去當印刷工人。

  可現在的馬克·吐溫卻不同了。他只要往劇院的臺上一站,就會有數不清的聽眾給他送來源源不斷的旅費。而當他為報紙寫稿覺得還不過癮的時候,他就真的依靠他的豐富的見聞,寫了一本叫做《傻子國外旅行記》的書。

  從此,演講、周遊、做記者就如此順理成章地統一到了創作上,馬克·吐溫的一生也就如同貧瘠的雪山上淌下來的小溪在經過了許許多多的挫折之後,終於流到了一個浩蕩而又平穩的河道上。生活的獨木舟終於駛進了崇高神聖的文學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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