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將軍傳(141)

一四一

　　這裡是大使館的主要辦公樓。山頂上是使館的主樓和大使官邸，名為「大房子」，這是一個通常用於州立監獄的名字。這個名字一直保持到美國大使，富有貴族氣質並且博學多才的約瑟夫·G·格魯1941年離任時為止。他和他的前任一樣用英裔美國人上流社會的繁雜而保守的風格把邸佈置得非常舒適，而且在其中擺放了許多他自己的古董。

　　麥克阿瑟搬進「大房子」以後，便派人把瓊和亞瑟從馬尼拉接來。麥克阿瑟只帶了一個未攜帶武器的副官在機場迎接了他的家人。當他們沒帶任何警衛驅車進入市區時，瓊有點惴惴不安了。這個地方令人毛骨悚然，街道上幾乎沒有一個行人，破敗的樓房好像會發出懾人心魄的尖叫聲一樣。「安全嗎？」她問道。他微笑著低頭望著她說：「當然安全啦。」但儘管如此，瓊還是提心吊膽，直到汽車開進了使館的大門，看到了高大的美國憲兵戴著一塵不染的白色鋼盔和手套時，她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終於放下心來。

　　麥克阿瑟與瓊和亞瑟重新團聚後便恢復了與以往大體相似的日常生活，但是帶著第一大廈那特有的舍我其誰的優雅。他早上7點起床，穿著睡衣和亞瑟、瓊一起吃早餐。早餐過後，他就在自己的臥室裡做一些柔軟體操，亞瑟的「布萊基」、「布朗尼」和「尤基」3條狗會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他，它們似乎像他一樣對待這種早鍛煉的老習慣一絲不苟。他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讀報，然後大約在上午10點30分前往「第一大廈」。

　　他駕駛著他那輛從菲律賓帶來的，戰前就有的「卡迪拉克」V－12型轎車。車上插著兩面小旗，一面是俗稱「星條光榮」的美國國旗，另一面是帶有五顆銀星的紅旗，汽車牌照上寫著「l」。開往第一大廈的路長兩公里，穿過東京市中心。他在路上時，這條街上的交通停止了，大使館和總部之間的所有紅綠燈都為他變綠。如果按法定限速開車的話，那麼汽車跑完這段路不會超過10分鐘。而麥克阿瑟則要不折不扣地花掉20分鐘。這位將軍似乎熱愛著待在車裡的每一刻，他舒舒服服地靠在褪色的灰色軟座上，自得其樂地哼著歌，望著窗外緩慢而義無反顧地移向身後的城市。他的副官擔心他在街上這「喪禮進行曲」般的遊大很容易讓人把他撞翻。日本政界中暗殺的事件並不比美國少，但麥克阿瑟對此滿不在乎。有一段時間他上班時由一輛載著二三個憲兵的吉普車護送，但是他從不喜歡被人護送，幾個月後，他下令停止護送。

　　第二天，他的車在上班路上壞了。與他同行的副官揮舞著旗子示意一輛過路的吉普車停下來，開車的是一位年輕的下土，副官命令他帶麥克阿瑟去第一大廈。這位下士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你有什麼顧慮嗎，孩子？」麥克阿瑟問道。

　　「是的，長官，因為您不認識我們少校。」

　　「你覺得如果我給你找個理由會有用嗎？」

　　「是的，長官，如果您能寫個東西就行。否則，任何人——特別是我們少校——都不會相信我遲到的理由。」麥克阿瑟給少校寫了一張便條，從此以後又只好被人護送了。

　　在將軍每天上午的必經之路上常常會看到一個清道夫。每當他看到「卡迪拉克」車開近時便轉過身去。在日本這是當天皇路過時平民所應該做的。但是天生具有民主意識的麥克阿瑟卻漸漸被這種做法激怒了。一天上午，他叫司機停車，然後他帶著一個會日語的副官走下汽車。他讓副官告訴這位一個勁兒地向他鞠躬的清道夫，美國的習慣是當兩個人相遇時，要面對面打招呼。從此以後，每當「卡迪拉克」駛近時，這個日本人便停止清掃，把笤帚扛在左肩上，啪地一聲用右手向他敬個禮。而麥克阿瑟也微笑著還禮，並友好地揮一下手。這是邁向民主的一小步。

　　他每次到第一大廈，都會遇到數百日本人，他們個個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幾乎令人臉紅的必恭必敬。他也喜歡這樣。1點30分他按原路返回，與瓊一起共進午餐。下午3點左右他小睡一個小時，然後在4點到5點期間再返回第一大廈，他將在第一大廈一直工作到處理完所有案頭工作，而這些文件往往要讓他工作到晚上9點。晚飯通常在辦公室解決，一些咖啡、巧克力糖和一支菲律賓雪茄就打發了。

　　偶爾他也請客吃飯，通常請的是他的某個幕僚，如反諜報部長埃利奧特·京普。美國陸軍的反諜報工作是對日本政客和其他人進行監督。他們竊聽電話、拆看信件、雇傭密探。索普掌握著許多日本公務人員的醜聞，甚至還掌握著被派往東京的很多盟軍軍人和外交官的醜聞，就像是為了公平交易似的。在整個晚飯過程中索普講述著有趣的花邊新聞，告訴他在繁榮的外表之下到底掩藏著什麼東西。麥克阿瑟聽得入了迷，有一天晚上，一件特別有趣的事把他逗得哈哈大笑。「索普，我該不喜歡你的良心！」

　　晚飯過後，他通常和瓊看電影。這種時候麥克阿瑟會穿上那件他的30名儀仗隊員送給他的簽有他們名字的真絲吸煙衫（為舊時男子吸煙時穿著的寬鬆衣服——譯者注），坐在前排柳條搖椅的正中位置，點上產自菲律賓的花冠牌雪茄煙，並再看一部關於牛仔、或是印第安人或是邊境上的美國陸軍的電影。這些西部片是根本不能反映現實生活的。是一個被剪掉了不良的內容，經過了美化修飾、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英雄故事，是一個浸泡在濃濃的蜜糖中的蜜餞——而他，一個成長於那些塵土彌漫的營地中的美國陸軍臭小子，完全可以開個系列講座，來介紹所有這一切是多麼的虛假而不可信。然而，不。真正吸引他的是電影中浪漫故事。歷險以及掩藏在平凡的現實之下而超越現實的神聖精神。真正有意義的是它對美國的理解像史詩一樣。

　　他的另一項消遣是追蹤西點橄欖球隊的賽訊，這一樂趣在戰爭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麥克阿瑟迫切地希望這能成為一個轉折點，美國陸軍成為能源源不斷地提供能量的發電站，就像聖母瑪利亞和俄亥俄州。每逢足球賽季，他每個星期一都會用幾個小時的時間研究報紙上關於星期六比賽的報道。他分析完這些報道後立刻寫出一封長長的電報或更長的特快信寄給瑞德·佈雷克，告訴他球隊哪兒搞錯了需要改進。「糾正這些錯誤！」他寫道。

　　1948年以前，每個隊員都要能攻能守。然而一種更自由的替換規則改變了這種局面，令麥克阿瑟大喜過望。現在隊員們各有分工。他不無興奮地寫信給佈雷克，「這樣一來，比賽戰術越來越趨同於真正的作戰戰術的發展了。」次年他在新賽季伊始時給橄欖球隊發去了一封鼓舞人心的電文：「我從遠東寫信只想告訴你們一個想法，一種觀念——從澳大利亞到東京的所有登陸場上都用紅色寫著：一切都無法代替勝利。

　　他不參加晚會和官方宴會。其他社交活動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來訪的貴賓有時被請到使館出席盛大午宴，貴賓的座位與他自己的座位相鄰或相近，他用他的彬彬有禮、翩翩風度和一大堆有趣的故事熱情地款待他們，但僅僅一個小時。他出席別人舉辦的宴會時也同樣如此，頂多1個小時。他公開說，他的這類職責是最令他厭煩的，而他說得可能沒錯。

　　他到達東京時小亞瑟已將近8歲。麥克阿瑟對他的幕僚說，他的兒子不會去上學，而是繼續由可敬的吉本斯夫人教育。他堅持讓這個孩子過一種「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說他不會過一種強制性發展的生活而成為一個天才。麥克阿瑟對一個正在成長的男孩的正常生活的理解是很奇怪的，不可思議的。

　　早餐時間是小亞瑟一天中唯一能和父親待在一起的時間，而父親年齡太大，工作又太忙，無法為他做一個男孩需要父親做的許多事情，如教他怎樣打乒乓球的孤圈球、帶他去釣魚、玩逮人遊戲、在車庫的大門上裝上籃框打球、幫助他做家庭作業、當他摔倒時把他扶起來，等等，成為一個可以與自己朝夕相處的人而不是一個讓自己只能遠遠地崇拜他的神。小亞瑟在午飯時很少能見到他，而當這位將軍回家吃晚飯時，他已經上床睡覺了。

　　亞瑟不僅僅非常缺乏和父親待在一起的時間，也沒有同齡的夥伴。大約在東京的第一年中，很少有美國孩子能和他一起玩兒。後來，被派到盟軍最高司令身邊工作的軍官也把他們的家人接到東京來了，週末，他們的孩子們被帶到使館與小亞瑟玩。但是，當他們去上學時，小亞瑟就由家庭教師私人授課。他的父親管著他們的父親，因此他們被帶來就像是為了讓他高興。顯然他們事先會被告知：不要亂講家裡的事，不要學說爸爸說過的任何一句話，他們要隨時保持衣著整潔、彬彬有禮，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把手放在「小王子」身上。這樣的活動風險性實在太大。真正的男孩子去過一次後，肯定會拒絕再去的。

　　亞瑟的多數夥伴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些上校們。他從來無需費力地讓別人接受他，也不需要面對與人交朋友時會遇到的挑戰。這與麥克阿瑟本人的童年時代大相徑庭。當麥克阿瑟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總是跟人打架然後哭著回家。他的母親仔細查看他的傷口和瘀血的地方，確定他的傷不要緊後便叫他出去再打，直到打贏為止。

　　如果麥克阿瑟能早一些當上父親，他可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兒子。然而，現在卻不然，要是小亞瑟被磕傷或是擦傷了，這個當父親的就會暴跳如雷。這孩子到東京後不久，有一次滑冰摔傷了胳膊，麥克阿瑟表現得歇斯底里。亞瑟住院期間，他一天要去看望5次，並在醫院設了荷槍實彈的崗哨，還命令醫院做了10多次X光透視，他仔細研究了每一張X光片，盟軍最高司令的職責則被擱到一邊。「將軍既不趕約又不能做他的工作，」他的軍事秘書說。用他另一個參謀的話來講，「將軍真是瘋了。」小亞瑟身體康復後，他就再也不允許他去滑冰了。

　　小亞瑟沒有同齡的親密朋友，他被成年人所包圍，無論去哪兒都有大人陪著，而他的言行舉止也不得不像個小大人兒。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有父母不知道的小秘密。這是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麥克阿瑟不給他的兒子任何空間。他對小亞瑟幾乎寵愛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但同時又忽略了小亞瑟自己的需要。在這方面，他雖遠非絕無僅有，但在本世紀頭50年中，麥克阿瑟可能是惟一的一個自認為這很「正常」的人。

　　到1945年末以前，麥克阿瑟在大使館和第一大廈可謂安居樂業。他和他的家人居住在這條中軸線的一端，而總部大部分兢兢業業的參謀們則擠在另一端，他再一次蝸居於一個小世界裡，一個與世隔絕的怪圈、一個完全在他控制之下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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