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34)_學達書庫

三四

　　自《大滴定：論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和《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李約瑟又多次發表論文，演說，補充其新觀點。

　　一、70年代，李約瑟提出「恒溫器說」理論，來解釋中國科技在中世紀緩慢但穩定進步的情況。恒溫器能夠在外界影響之下，永遠保持一種動態平衡。

　　中國的發明創造有很廣泛的用途，而這些用途始終融化於穩定的社會中，中國的社會有許多自發和類似人體自控的機能，這正好與歐洲內在不穩定性相反。中國從公元前3世紀就建立了統一的帝國，農業生產、豐富的資源、方塊字等以及獨特的行政傳統等等維繫著中國的動態平衡。

　　二、不同性質的封建制度，不僅導致了科技的不同發展，而且許多世紀的薰陶造就了不同的國民性。

　　16、17世紀中國是官僚集權的封建主義，疆域遼闊，當時的種種發明也都當為管理領土而生。而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則是建立在貴族主義和軍事封建主義基礎上的封建社會。所以在歐洲，資本主義能夠應運而生，導致商業界和金融界有能力操縱國家的命運，促進了文藝和科學的復興。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則嚴重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三、與近代缺乏「理念科程制」有關。西方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曾說過：理性的科程制是產生科學的基礎，而中國從未有過科程制的理念。所謂「理念科程制」是一種理性合理化的社會結構，在結構中尊卑禮從是在一定理性的基礎上演進，從而建立一個完整的法制程序和制度。李約瑟贊同馬克斯·韋伯的第一句話，反對第二句。他認為唐、宋有相當理性化的科程制，科舉制便是一例，只是到後來，理性的科程制才在中國消失。

　　總之，李約瑟認為，近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有其經濟、社會、知識、政治各方面原因。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形成、現代科技的發展，是一種成套的事情，一有都有，四種事情前後發生，彼此關聯。探索西方近代科學產生的諸多因素，可為分析中國沒有產生提供借鑒和對照。

　　李約瑟本人經常說《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著計劃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集體合作事業，第7卷也不例外。

　　第7卷由凱利斯·魯賓遜編輯，預訂3分冊，分別從中國的經濟、科學的社會性、知識性背景幾個方面進行研究。第7卷的合作者中，有中、美、加拿大、波蘭學者；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中國邏輯史學家、文學家等等。陣容如此強大，雖然李約瑟已離開我們，我們有理由相信，第7卷不久便會問世。

　　SCC結論部分沒有最終與大家見面，但他的上述論點已為第7卷奠定了基礎。中國學者何丙郁認為，李約瑟只有加入新的見解，才有可能作出結論，而這個結論與何的論文《論中國傳統科技之盛衰》相去不會太遠。那麼，何丙鬱的看法如何？

　　何認為，解答李約瑟難題，須從中國科學本身固有的障礙、政治和社會的因素、本國文化與鄰國文化的交流3方面來說明。

　　1、中國人一貫厚古薄今，滿足于中國古代建立的科學思想，即陰陽五行說和論斷宇宙現象及變化法則的《易經》。這樣，中國人不屑于進一步深入觀察、仔細實驗，以數學公式解答疑難。這自然是產生現代科學的一個障礙。

　　2、中國舊的教育制度及傳統的影響。

　　（a）舊考試制度不重視科學項目，學者只需誦讀經書，仿時作文，便可應試；（b）勤練書法耗費時光，更無暇研究科學知識；（c）中國人雖然沒有出現類似中世紀崇拜亞裡士多德的風氣，以及宗教對科學思想的箝制，但中國人以崇古為美德，每有發明，便冠以古人名字增加身價，發明者的姓名，反而被埋沒；（d）工藝技術和醫藥處方，雖然屢有發明，但也世代單傳，父子師徒，一代傳一代，偶然中斷便會失傳；（e）13世紀蒙古人入主中原，對於漢人文化學術不感興趣，更不用提科學技術，這樣中國的科學一落千丈；（f）天災內亂，使包括科學和工藝方面的典籍頻頻散失；（g）地勢隔離，使中西科學文化交流受到影響。

　　3、中國官僚制度下，官民對立關係為基本矛盾，在此制度下編織其中的儒家思想、門閥觀念、科舉制度等等，都是阻礙中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何丙郁指出，傳統觀念與西方科學思想的差異在於一個「數」字。歐洲科學革命時期，數學和數字學、天文學和占星術已分道揚鑣，但中國傳統的數學沒法脫離術數，傳統天文、律曆、地理也沒有和術數脫離而走向現代科學。

　　李約瑟半個世紀以來，潛心研究，努力求解這個難題，其目的便是要證明「人類生活中包含著各種辦不了的經驗，它們各自存在、不能互相排斥：即使在方法上互相矛盾，彼此還是可以解釋的，這些經驗的各個範疇都是相對的，沒有一個能達到絕對真理，不要認為某一範疇是唯一可以解開宇宙之謎的鑰匙。只要全面地體驗所存的範疇，才有可能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西方由於氣候、地理以及社會、經濟等因素能夠發展近代科學，使人類能夠把宇宙知識融合為一個有條理的整體，擺脫自然界許多束縛，達到一個相對自由的境界。而中國人曾經在許多方面，在思想和實驗工作方面都作了開端，但沒有得到發揚。

　　雖然如此，這兩種經驗形式仍然各有利弊，西方文明能帶來科技的發展，但它不能給世界帶來孔夫子的仁義或道家的和平。中國人的有機論哲學，中國文明的燦爛成果同西方科技一起足以建造一個繁榮昌盛的美好世界。

　　對於研究科技史的意義，李約瑟研究所副所長何丙郁的一席話道出真諦。他認為，研究現代科技的人們需向前看，但也需要朝後看，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可以重溫科技發展的經驗，避免重複過去所犯的錯誤。

　　同時，科技史的研究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人類的歷史講戰爭，講人類相互殘殺，講政府的興衰更迭。歷史書裡很少注意和平的、建設性的事情。科技的歷史就是講這樣的事。所以有些學者認為科學與文學之間有一條鴻溝。而科技史正是科學與文學之間的橋樑。

　　我們可以用科技史把許多國家聯繫起來，我們將會發現，人類有那麼多共同的東西。

　　正如李約瑟所言：沒有一個民族或一個多民族集體曾壟斷過科學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世界各國共同創造和發展了燦爛的現代文明。各個民族的成就，應該由全世界人民攜起手來共同賞識，縱情歌頌，而且，世界只有一個，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種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時期。假使人類能戰勝那些掌握著空前未有的強權而不負責任的人們所帶來的危機，那末，大同世界的觀念便能把一切國家的勞動人民團結成一個共同的、合作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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