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32)_學達書庫

三二

　　§十七、「歐洲中心論」的否定

　　十九世紀以來，大多數學者在對東方文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武斷地把科學看作是西方社會的專利品。

　　以致於長期以來，學術界「歐洲中心論」一直占統治地位。尤其在《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思想赤裸裸地表白：「只有在西方才出現過具有普遍意義和確定性質的文化形式。」當時，即使中國人也極少寫自己的科學史，這個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1）在傳統的學術界裡極端重視文學研究，而沒有注意到中國的科學是有它自己的歷史的，也沒有感到寫一本科學史是非常有意義的。

　　（2）現代中國自然科學家有他們一定的不利條件，他們一開始便由於必須掌握至少一種歐洲語言而耽誤了幾年，之後又忙於趕上最新的發展，以致他們沒有很多時間來思考他們自己的科學史。（3）有些中國人最初曾被歐洲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優勢所迷惑，以致認為造成這種優勢的歐洲科學技術傳統似乎是無可匹敵的。

　　真的，把科學稱之為「西洋科學」。就連中國人也覺得中國只有發達的人文科學，而自然科學則都源於歐洲。50年代初，愛因斯坦的一封信更助長了這種風氣。他寫道：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裡德幾何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1961年7月，牛津大學召開科學史討論會。

　　國際著名的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以及歷史學家濟濟一堂，討論科學改變的構造問題，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智力和社會條件。會上，李約瑟批判了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這種觀點，他指出：「非常遺憾，這封肖伯納式的信，以及其一切輕率的筆調，現在卻用來幫助貶低非歐文明的科學成就。愛因斯坦本人本應率先承認，他對中國、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學發展（除對它們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一點外），幾乎毫無所知，因而在這個法庭上，他的大名不應被提出來作為證人。我覺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這些評論的。」李約瑟又指出：「無論是誰想要解釋中國社會未能發展出近代科學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以解釋中國社會為何未能發展商業的以及後來的工業的資本主義入手。不論西方的科學史家懷有什麼個人偏見，都必須承認15世紀以來發生了一系列複雜的變化。沒有宗教改革就無法想像文藝復興，沒有近代科學的興起就無法想像宗教改革，而沒有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和封建主義的衰落與消亡，就無法想像這一切。我們好像是處在一個有機的整體中，處在一系列變化中，對這些變化的分析還幾乎沒有開始。

　　在第二屆科技史大會上蘇聯科學家赫森的研究方法震撼了李約瑟。從此，將科技的發展同當時所處的社會經濟、政治、哲學、文化狀況聯繫起來，就成為李約瑟的基本研究方法。他認為我們是處在「一個有機的整體中，處在一系列變化中」。分析科技發展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構成的有機整體，論證歷史上東亞文明尤其是中國古代文明曾遠遠領先於西方，近代中國社會阻礙了科技的發展，不僅給「西方中心論者」

　　當頭一棒，而且證明了中國人與其他任何民族一樣聰明富有智慧，中國的發展也似乎並不需要所謂的全盤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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