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10)_尼克松

一一〇

　　今天，電視已改變了那種訓練國家領導的方式，也使那些有希望被選為領導的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亞伯拉罕·林肯，他長相難看，嗓子很尖，是絕不會在電視裡獲得成功的。他演講時，總愛穿插一些冗長而又不連貫的軼事，這種風格在電視中也不吃香。今天鼓勵的是簡潔生動單刀直入的講話，而不是冗長的說教式的比喻。

　　電視大大縮短了公眾注意的時間間隔，它也改變了人們觀察事物和事件的方法。象一劑改變頭腦的藥一樣（從實際意義上來說它就是一種藥），它歪曲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短小精悍的戲劇性事件——不管是作為娛樂，作為「新聞」，或以調查的名義取悅人的部分雜誌版式——都不是生活的鏡子。它們是歪曲事物的鏡子。實際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有這樣利落的開端、中間和結尾，也不這樣明顯區分好人和壞人。領導人花費幾周時間揮汗作出的決定，到評論員手裡，只消嘴巴一動，例行公事，二十多秒鐘就完事了。

　　在電視時代，成名有了全新的天地。一位電視演員應邀就醫學問題對參議院委員會提出意見，因為他曾在受人歡迎的每週節目中扮演過醫生。另一位曾塑造過編輯形象的演員，曾被請到新聞學校作專題報告。事實和幻想之間的界線已混淆得難以辨認，公眾卻越來越接受這種似是而非的東西。

　　電視是家庭裡的好萊塢。它是一個幻想之國。人們越是習慣於通過電視屏幕觀看世界，他們心目中就越多地裝滿幻想世界的形象。

　　有人爭辯說，電視最糟糕之處是它那種無孔不入的左翼偏見。另外的人又說，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熱中於暴露醜聞，它不願或不能上演那些沉悶單調或錯綜複雜的節目，或從趣味出發從公開的問題中生髮出新聞來。所有這一切都可悲地助長了電視對公眾辯論的歪曲。

　　在電視時代，民主國家在同極權主義敵人的鬥爭中，能否生存下來，可能仍然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電視硬把各種事件納入家庭瑣事連續劇的模式，在這樣做的時候，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對那麼多觀眾，無非是為了使理性的辯論黯然失色。電視特別願意撲捉諸如流血的士兵或者挨餓的孩子這類戲劇性的、富於感情的場面。人們經常要在各種不同的痛苦後果中作出艱難的選擇。電視把人們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種後果上，這嚴重地歪曲了辯論，實際上是愚弄了選舉。電視以連續劇的語言那樣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質危機，以至人們最終接受以全國掛黃緞帶來代替國策。電視對越南戰爭的一邊倒的現象，或許是一個限制我們進行多種抉擇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這場戰爭延長了，並最終被輸掉了。

　　除非電視加強責任心，較準確地反映現實，否則不管哪個人，只要他想在今後的年月中負責地進行領導，就會面臨非常艱難的時刻。

　　然而，電視確實也給領導人提供了方便，這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機時刻。電視使領導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個起居室中與他們見面，在不受新聞記者和評論員干擾的情況下，把他的問題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這樣做，在評論員接過話筒之前，那怕是幾分鐘，他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解釋自己對形勢的看法，說服人們接受必須採取的行動方針。如果電視掌握在能熟練應用它的人手裡，那就可能成為一種強有力工具。總統在危機時露面，本身就是一種內在的戲劇性的場面，這種場面穩定了群眾，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這時，他必須儘快使觀眾理解他的講話，因為一般二十多分鐘左右，聽眾就不大耐煩了。但他確實偶而有那樣的機會。

　　宿命論和「大人物」對待歷史的研究，實際上，可能各有可取之處而不是全部正確。

　　歷史確實有它自己的勢頭。當執政的「領導人」只知道用沾濕的食指伸向空中試探風向時，歷史將不顧他們，繼續沿著自己的方向前進。但當對未來有明確的見解並有力量來支配國家的領導人掌權時，他們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這時歷史猶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跡，這些足跡表示一個人首先到了那裡，並引導其他人也跟上來。

　　偉大的領導人激發起激烈的爭論。他們贏得了堅定的朋友，也樹立了死敵。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來看待同一位領導人，各種看法相互矛盾，或千變萬化，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領導人總是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他是一個擔任公職的人，又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在幾百萬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國家的少數人打交道。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為普通的人的一面，也可能沒有看到過；他必須經常盡力在每個細節上做得既對廣大群眾有說服力，也能為內部這一小部分人所佩服。在與各式各樣的選民代表接觸時，盟友和政敵可能看到他的不同方面。三個瞎子和一頭象的比喻，應用在人們如何觀察領導人的方式上是恰當的。每個瞎子都摸到象的一部分，並由此而作出推斷。同樣，每個批評家、每個評論員、每個政敵、每個盟友都只接觸到領導人的一個方面，並據此作出自己的推斷。

　　薩達特援引過一句阿拉伯格言，這句格言說：一個統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會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對。所有領導人都有反對者，所有人都希望由歷史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有些人的名聲在離職後增大了，有些人的名聲卻減小了。在歷史的定論中，有時巨人變成侏儒，有時曾被貶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為偉人。哈裡·杜魯門1953年不擔任總統時遭人蔑視，但今天，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領導人。

　　歷史的最後定論並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僅要好幾年，甚至要幾十年或幾代才會出現。領導人很少有生前就能聽到這個定論的。赫伯特·胡佛是個例外。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一位領導人受到過如此激烈的中傷。在朋友眾叛親離、敵人惡毒誹謗的處境中，他終於戰勝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毀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說明了戴高樂最喜愛的沙夫克裡斯詩句中的一個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麼光輝燦爛」。

　　本書中所有的領導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有自己的力量和弱點，美德和惡習。我們只能猜測歷史學家一個世紀後將如何評價他們各自的遺產。這部分地取決於誰贏得這場世界性的鬥爭，誰來編寫歷史。但是這些領導人並沒有在戰鬥中退縮，他們進入了競技常正如西奧多。羅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的：批評家無關緊要，那些數落鐵腕人物怎樣犯錯誤、實幹家應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慮。榮譽屬這樣的人，他真正是在競技場上，滿臉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進行鬥爭；他犯過錯誤，一再失誤：因為沒有錯誤和缺點就談不上艱難的嘗試；但他真正竭力爭取有成效；他瞭解巨大的熱情，懂得偉大的獻身精神，獻身于一項正義的事業。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他知道最終勝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果失敗，至少也是敢於正視的失敗。因此，他的地位決不能與那些既不知道勝利也不懂得失敗的冷漠怯懦的人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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