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09)_尼克松

一〇九

　　在另一些場合，羅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間裡，委員會的會議室中，在私下會晤裡進行指導的，他甚至很少在參議院議員席上發言，儘管當他發言時，整個參議院都洗耳恭聽。

　　他運用得極為漂亮的並不是作實際決定的權力。而是影響；他運用這樣的影響以致使它變為權力，就羅素而言，他的影響來源於其他參議員和總統對他懷有真誠的敬意，也來源於他的過細的準備工作、注重細節以及對參議院和參議員的廣泛瞭解。

　　新世界的一個特點是事物以越來越加速的步伐變化著。一個國家在一個發展階段需要一種統治著，下一個階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種統治者。這些階段有可能接二連三地迅速到來。從領導人在歷史上的影響來觀察，及時下臺有時可能與及時上臺同樣重要。

　　如果恩克魯瑪在加納獨立後把職權交給其他人，那他可能會作為一個英雄而光榮下臺，現在也仍然是一個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縮短了納賽爾的統治，那他的名聲也許會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樂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著，這樣，直到1958年召喚來臨時，他在政治上仍然是無懈可擊的。喬治·華盛頓知道什麼時候該離職。他的拒絕競選第三任總統確立了一個傳統，一直延續到1940年，這個傳統一度中斷過，後來寫進了憲法。林登·約翰遜1968年宣佈退出競選時，全國為之震驚。作為一個在以後四年中面臨席捲全國的大風暴的人，我認為，不管約翰遜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時下臺是幸運的。如果他繼續執政的話，那將會遭到無情的抨擊。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種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國在與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種錯誤趨向：以西方民主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歐的標準來衡量各種文化。西方民主的發展和生根經歷了好幾個世紀，它的道路不是筆直的或是穩妥的。歐洲的自由的發展時斷時續，一個時期向前發展了，另一個時期又被推了回來——三十年代西歐部分地區及近幾年的東歐都出現了這種情況。

　　在世界各國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現象、正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裡克所指出的：「實際情況是世界上的大多數政府，按我們的標準來衡量是壞政府。這些政府不是也從來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見的。按我們的標準，大多數政府是腐敗的」。我們必須從大多數獨裁和極權統治的國家中學得更會識別事物。每個專制的統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對者投入監獄，不管他是為剝削他的人民還是發展他的國家。但在為進行侵略而武裝起來的人和竭力維護和平的人之間，在波爾波特的和伊朗國王的進步的家長式統治之間，存在著極其重要的差別。有些是好鄰居，有些是壞鄰居。有些人是寬厚的，有些人是惡毒的。這些差別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重大的。

　　我們不喜歡專制統治，但對許多國家來說，在現階段簡直沒有別的切合實際的選擇。如果明天早上民主就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降臨，其後果可能是災難住的，如何來對待民主，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任何準備。堅持把為我們服務過的體制強加在不發達國家身上，對它們將是毫無益處。明知根本是不可能的，還要堅持實行民主的形式，這是最壞的自以為是的虛偽。我們應該學會少管閒事。

　　在新世界所發生的所有變化中，其中之一將對未來的領導問題產生更為戲劇性的影響，這就是過去阻止婦女參政的各種障礙的拆除。至今很少有婦女進入最高領導層。英迪拉·甘地、戈爾達·梅厄以及瑪格麗特·撒切爾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但越來越多的婦女正在進入產生領導人的隊伍。競選最高行政職務的婦女候選人，還必須克服殘存的舊說法：這些職位都是男人獨佔的。隨著有更多的婦女上升起來，這種舊的說法將會消失。

　　如果在1952年允許婦女佔據高職的思想就發展到今天這樣，那麼克萊爾·布思·盧斯可能是一個強有力的副總統候選人。她有頭腦，有幹勁，政治上敏銳，有判斷力，她是美國第一個真正想在政界中一舉成名的女人。她磨練出了一種在政治衝突中短兵相接的能力，並被認為是一個死硬的反共分子。

　　艾森豪威爾選中我，就是因為我也有這兩種特有的品質。要是當時她被選中，那麼本書就寫不成了，而且她還會在重要的演出中出常在1952年，克萊爾·布思·盧斯就有遠見。但我相信，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我們可能會選舉一位婦女擔任副總統，甚至擔任總統。

　　乍看起來，似乎令人感到驚奇，這個時期這麼多偉大領導人的年紀都那麼大，但細想一下，並不奇怪。許多人都經歷了「在野」的時期。他們在那一段時期中所獲得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他們從「在野」局面殺回來時所積聚的力量，是他們日後令人敬佩的重要原因。邱吉爾、戴高樂和阿登納都是在我們認為正常退休年齡後，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在戰時，邱吉爾開始領導英國時，已六十六歲；戴高樂創建第五共和國時六十六歲，阿登納執政，擔任總理時七十三歲。戴高樂七十八歲時仍是總統，邱吉爾八十歲時還是首相，阿登納八十七歲時仍然是總理。

　　二十世紀經歷了一場醫學革命，我們的壽命更長了，我們活得更健康了。但除此之外，鞭策偉大的領導人前進的那股幹勁和耐力往往使他比那些平靜地退休的人活得更長久。我們老了，因為我們聽從自己老下去。因為認輸、退縮、或安於懶散狀態，我們變老了。那些邱吉爾、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臨終時的守護人，仍然記得，即使在失去知覺後的長時間裡，他們的軀體還是那麼頑強地不願屈服。偉大的領導遵從自己的規律，他們不是那種向歲月低頭和屈從的人。

　　一位領導人有時必須團結他的人民，去從事艱難困苦的事業。正象邱吉爾在給英國人民帶來「鮮血、窮苦、眼淚和汗水」時那樣。更為經常的是，他必須贏得人們支持一種尚不深得人心的思想，或者戰勝一股強大的知識分子趕時髦的潮流。

　　哲學家——神學家米歇爾·諾瓦克曾說過，今天「在這個有著迅速的普遍龐大的宣傳工具的世界上，力量的平衡已經改變。

　　各種思想總是現實的一部分，在今天，它比現實的力量要大得多。那個靠提出思想和信條謀生的人構成的階層，看來既不是自已非常迷戀於虛假和荒謬，又奇怪地披允許把這一切強加給不幸的個人」。領導人最艱苦的戰鬥往往不是反對其他政治運動的領導人，而是反對那些膚淺的、有破壞性的思想。這些思想充斥於廣播，使最聰明的人喪失理智，使公開的講話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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