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82)_尼克松

八二

　　他還使意大利在各國中的聲譽得到全面的恢復，並與美國和西歐各國建立了永久性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有了德·加斯佩裡，意大利國民政府才能一直為基督教民主黨所控制，它與自由世界其他部分的關係才能一直是友好的。事實上，在變得非常混亂的（西方）聯盟中，意大利仍然是最為可靠的成員之一。

　　1982年初發生的波蘭危機考驗著西方領導人的性格。面對蘇聯一手指揮的、對波蘭要求自由的騷動所進行的鎮壓，如果邱吉爾、阿登納或德·加斯佩裡這樣的人在世，無法想像他們會象目前歐洲某些政界和知識界領導人那樣作出反應。他們絲毫沒有留下回避問題的餘地，也不願採取見風使舵、模棱兩可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可惜這種態度一般說來已越來越成為歐洲政治的特徵，特別是成為西歐對蘇聯威脅作出反應時的特徵了。戴高樂可能是傲漫專橫的，他固執地鬧獨立性，經常是美國的肉中刺。但在古巴導彈危機爆發之際，他給肯尼迪總統發了一份電報說：「如果一旦發生戰爭，我將和您站在一起……」戴高樂、阿登納和德·加斯佩裡都是將其政治原則深深紮根於宗教信仰的領袖。他們都是嚇唬不倒的人物。

　　最近，美國國內對西方聯盟的性質、內部團結、是否可靠等問題甚為關切；與其冒依賴於不可靠的歐洲盟國的風險，還不如自己單獨幹的想法，也在增長。歐洲人則越來越把美國描繪成為好戰的、容易感情衝動的或者危言聳聽的國家，它找出一個又一個藉口，回避採取任何行動來對付蘇聯的威脅。令人寒心的是，在這方面，八十年代的歐洲酷似三十年代的歐洲。

　　問題則在於三十年代的教訓在八十年代是否會被汲泉—而且是及時地汲齲反殖民主義的革命者：恩克魯瑪、蘇加諾、尼赫魯對西歐各國來說，戰後這段時期意味著帝國時代的結束；對這些國家以前的許多殖民地來說，則意味著它們突然陷於走向獨立的、變幻無常的境況之中，對這些殖民地的領導人來說，又意味著這是一場非常嚴峻的考驗，有些人將通過這場考驗，有些人則可能通不過。

　　其中特別引起世界矚目的三位是：加納的思克魯瑪，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和印度的尼赫魯。

　　他們都具有領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擺脫殖民統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於國際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渦之中。他們事蹟中的類似之點和差別之處表明，領導一場革命和建設一個國家所應該具備的條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脫委員會成員的身份訪問歐洲，發現各國領導人都在竭力進行奮鬥，以便把他們的國家從被破壞得如此嚴重、以致無法想像的廢墟上恢復過來。他們需要取得幫助來重建家園；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萬人挨餓。但是，他們並不是在叢林中創建新國家的。他們能夠求助於很多世紀以來先進的文明所積累起來的智慧，可以仰賴於在過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使他們擺脫出來的精神力量。在這片廢墟下面，還有一支非常稱職的勞動大軍，他們在管理現代化的工業經濟方面是富有經驗的。當時應該做的事情，只是給他們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們自己是完全可以勝任這個任務的。

　　十年後，我訪問了加納，代表美國參加該國獨立的慶典活動。儘管加納缺乏受過訓練的勞動大軍及歐洲國家那樣的工業基礎，但我聽到的簡單介紹表明，它在開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時，是有過取得成功的良好機會的。

　　加納是贏得獨立的第一個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過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獨立的。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克瓦米·恩克魯瑪曾在美國林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受教育。那時，加納被歡呼為英國的「創造性的退讓」政策的榜樣。值得讚揚的是，英國人像他們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樣，通過培訓加納文職人員及把他們提拔到負責崗位上來的辦法，為這個國家取得獨立進行了精心的、細緻的準備工作。

　　加納有充滿活力的經濟和一支受過教育的人才隊伍。由於它的可可的收穫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納還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

　　今天，加納卻已成為一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災區。造成這場悲劇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魯瑪本人。有的人在領導革命時能夠取得輝煌的勝利，但在隨後建設國家時卻遭到徹底的失敗。恩克魯瑪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來自全世界的代表團參加了獨立慶典活動。在一家為接待來訪代表團及將會隨之而來的旅遊者修建的新旅館裡，我們度過了難忘的第一個夜晚。我對此至今記憶猶新。當時，人民在街上載歌載舞，跳著《嗨，生活》的舞蹈，通霄達旦，幾乎使我們徹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國王室參加了慶典。她乘著一輛羅爾一羅伊斯汽車來到會常儘管天氣炎熱，她看來還是無可挑剔的平靜和莊重。當她代表王室在議會開幕式上宣讀講稿時，加納的部長們和當時的反對黨的代表們，都戴著白色的英國假髮。整個慶典活動是在極其莊嚴的氣氛中進行的。

　　英國總督查爾斯·阿登一克拉克舉行的招待會，是一項盛大的慶祝活動。來自全世界的達宮貴人們都加入了長長的接見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時，一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我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難過。他是一位顯得遲鈍臃腫的人，穿著英國人要求他們的外交人員在熱帶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浹背。我們握手時，他說，「這是小憩的好時候了。」他陪我們進入一間有空調設備的接待室。人們給我們端來了冰鎮檸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監督過這次獨立的許多準備工作，因此，我問他加納的試驗是否會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聳聳肩膀，答道：「成功的機會大約有百分之五十。我們是盡可能為他們把準備工作做得好一些。不過，你們也別忘記，自從我們在叢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戰的這個地區劃出來以後，至今還只有六十年的時光。你們昨天晚上見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過早地贏得了獨立。不過，我們是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被迫這樣幹的。」

　　溫斯頓·邱吉爾曾經對我說過，他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反對殖民主義的熱情的驅使下，迫使英國、法國和其他殖民國家過早地從非洲和亞洲撤走。他相信，自治畢竟是每個國家的權利，但他又說：「民主制度的政體，是政府形式中最難管理的一種。這需要讓人民有數年的準備時間，以便使他們能夠自己處理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所面臨的問題。」

　　1957年，我像其他所有參加獨立慶典的美國人一樣，確實為當時那種樂觀的氣氛所深深地感染了。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馬丁.路德·金。一天晚上，我們就加納未來的前景談論了一個多小時。他那極為明智、冷靜客觀的估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雙眼閃閃發光，深情地對我說，「加納只能這樣做。

　　全世界正在注視著它，看看贏得獨立的第一個黑非洲國家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

　　我當時認為，加納一起步就這樣順利，恐怕只有精靈才能把它毀掉。我根本沒有意料到，恩克魯瑪居然發展到成為這種精靈的地步。事實上，當時他在舉止和言談方面還是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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