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52)_尼克松

五二

　　他嘲笑某些德國和美國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提出的建議，即增加西方與蘇聯的貿易將會帶來和平。他的含蓄的評論是「買賣畢竟是買賣。」我不能不同意。僅僅依靠貿易是無法確保和平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貿易夥伴突然成為死敵。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見到他時一樣，他現在主要擔心的是蘇聯人的侵略政策。他關注著蘇聯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條道路。他指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德國，下一個是法國。另一方面，他說他們認識到了他們的最大的敵人是美國。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別犯錯誤，他們想要這個世界，整個世界。他們尤其想要歐洲，他們知道為了得到歐洲他們必須摧毀德國。我們需要你們幫助我們保持強大和自由。但是你們也需要我們。」

　　他對當時正在談判的禁止核擴散條約表示懷疑。他指出，摩根索計劃會導致德國工業的永久性的毀滅。馬歇爾計劃建成了德國工業。現在，禁止核擴散條約在事實上限制了德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的潛在能力。蘇聯肯定認識到這一點。在一個十分坦率的時刻，阿列克賽·柯西金對丹麥首相承認，「只有當德國人簽了字，這個條約對我們才是重要的。」

　　阿登納批評德國外長維利·勃蘭特的東方政策：試圖採取一系列「小步驟」改善與蘇聯集團的關係來緩和緊張局勢。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樣，直到他臨終前還告誡不要上俄國人提出的「和平」倡議的當。在他看來，一場共產黨的和平攻勢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過戰爭贏得全勝的戰術。

　　他比較詳細他講述了關於蘇中關係。他追述了赫魯曉夫曾經表現出幾乎是一反常態地對將來中國的威脅的擔心。赫魯曉夫告訴過阿登納，「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萬中國人並且每人都靠一碗飯而生存。」他說到這一點時，他的雙手做了端碗的樣子。他認為赫魯曉夫最怕中國人一旦獲得原子武器，他們不僅對蘇聯而且對世界各國都是一個威脅。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上講，阿登納幾乎看不出中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他說：「他們都想要統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經提出過的觀點，只要蘇聯保持更為強大的軍事威脅，美國就應該傾向中國。

　　在我們這次會見後一個多月，阿登納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詛。他的兒子保羅後來告訴特倫斯·魯裡蒂，阿登納在臨終前非常憂慮，但決不是憂慮他自己。他擔憂歐洲的不團結和軟弱無能，擔憂核戰爭的危險，擔憂人民成為他們錯誤觀念的犧牲品。他想要繼續戰鬥。我後來從他女兒利貝特口中知道，我是見到他的最後一名美國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歡迎他來美國的美國人一樣。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當的時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諸實踐則又是一國事。阿登納的偉大之處就是由這三部份所組成。

　　他的觀點是，面對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國家之間要確立夥伴關係，以及在西德社會內部要確立謀求繁榮昌盛、保護自由的夥伴關係。為了避免重複由於國家之間的敵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紀政治和社會的大變動，他旨在使歐洲恢復九世紀出現的短暫的團結局面。在國內，這種觀點就是用歐洲主義代替民族主義，並且通過阻止任何一個社會集團積聚足夠的權力扼殺個人的自由來防止無論來自右的或左的專制。

　　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的各項政策的正確性變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納的許多批評者們說，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裝和加入北約組織；現在，沒有西德的部隊要想建立一個自由的歐洲是很難想像的。懷疑論者嘲笑阿登納相信在不到一個世紀裡發生三次戰爭的法國和德國還可能成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納和戴高樂，兩位歐洲舞臺上的巨人大大勝過他們的批評者，在1963年簽訂了法德條約，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復。在整個五十年代，由於阿登納沒能統一兩個德國而受到批評；當時認為蘇聯會允許有一個獨立的、統一的、自由的德國的看法，現在看來是荒唐可笑的。由於他沒有像維利·勃蘭特及其繼承者那樣通過東方政策謀求與東德和蘇聯的緩和，他一直為之受到批評，直至他退休為止。現在顯而易見的是，一個西德謀求的那個東方政策本來就是無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納制定的與西方結盟的政策那麼強有力，那麼能使國家繁榮昌盛，那個東方政策正如實踐所證明的那樣未能達到它的設計師過分樂觀的期望。

　　六十年代，隨著冷戰的緩和，「相信俄國人的話」在西德和別的地方流行起來了，就是對諸如柏林和德國統一問題上，俄國人的建議比起阿登納的更容易接受了。許多人堅持認為，在東歐的蘇維埃帝國不再是反對西方侵略的緩衝區，並認為，只要我們能向蘇聯表明我們自己的和平誠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東歐和東德人民的自由，都會得到保證。赫魯曉夫在1955年談到納粹侵略俄國的罪行時曾企圖把這一類貨色兜售給阿登納，但是這位總理沒有買他的賬。然而，這一姿態愈益增加了他的繼承人的東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儘管有這個東方政策，蘇維埃帝國依然存在，蘇聯的冒險主義已經升級而毫不減弱。

　　作為當今自由歐洲的一名領導人，阿登納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繼承他的人們。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來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個遙遠的角落裡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戰火，而是蘇聯進入波斯灣寶藏地區的一次無恥的嘗試。他不象許多歐洲人當時那樣用狹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認為對於向歐洲輸送燃料的石油威脅是超越歐洲盟國的合法利益的範圍。而認為它在事實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納為之奮鬥而創立的北約組織的局勢。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圍防線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帶很快就會陷落。

　　同樣，對1981年的波蘭，阿登納不會把它看成是國內的政治問題，而會看成是蘇聯想永久征服一個有獨立思想的、歐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種肆無忌憚的嘗試。他會把波蘭人民的被鎮壓看成是一種國際犯罪行徑並會作出相應的反應；對今天的西德領導人來說，如果他們從另一個方向看得遠一些，也許會消除令人遺憾的煩擾之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東方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為西德找到一條補償波蘭人民在納粹手中遭到的災難的途徑。既然波蘭人民現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難，西德人民也只能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當然，這些假設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辯論的。在西歐有了象阿登納這樣的領導人，蘇聯人也許會對自己進行冒險而又不受到懲罰這一點不那麼有信心了。阿登納一向以「冷戰的鬥士」而著稱的。並且他由衷地滿意這個稱號。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來審視一下歐洲的話，由於整個歐洲的不團結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會同意說冷戰已結束。他會說其中有一個戰鬥員已經停止作出努力去贏得這場冷戰。

　　如果他聽到中立主義的談論，是那樣地使人緬懷三十年代的歐洲，那麼他會羞愧得低下頭。他相信歐洲會因為試圖「坐在兩張椅子之間」而跌斷了脊樑骨；歐洲今天還存在的脊樑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阿登納和他法國的夥伴的努力的結果。每當一場危機發生時，歐洲的團結似乎是令人吃驚的脆弱，諸如阿富汗和波蘭事件等就足以證明阿登納的繼承人已經忘記了他向歐洲發出的預言的緊迫感：它面臨的危險比它過去曾經遇到過的都要大。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