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41)_尼克松

四一

　　因此，在吉田1964年與我會見的議程中，中國問題仍占很重要的位置，這就不足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們對那年一月份法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一事表示擔憂，因為事前戴高樂並沒有通知日本。吉田問我，美國是否也會這樣做。當我說我不能替約翰遜政府回答這個問題時，前日本駐美國大使朝下幸一郎說，他在華盛頓有點令人傷心的經驗：當美國官方宣佈與日本有關的政策決定時，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預言，在將來某個時候，美國會不通知日本就直接與中國談判。我有點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後來事實證明了的——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我們在進行導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佈我將於翌年訪問中國的消息的談判時，討論的情況不得不對日本及我們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為任何洩露都會破壞這種剛剛開始的行動。當我宣佈這一決定時，它在日本馬上被稱為「尼克松衝擊波」。儘管人們常常認為，美國此次向中國打開大門是觸發中日於1972年9月恢復邦交的火花，但實際上中國和日本多年以來就在進行貿易和非正式接觸了。成群結隊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們——時常訪問中國。因此，這兩個國家建立官方的關係，與其說是尼克松衝擊波造成的，毋寧說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預見到的兩國逐漸和解的必然結果。

　　吉田全神貫注地關心著政府的連續住等問題——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領導人著手進行，由另一位領導人完成它。我的拜會結束後，吉田陪我走向門口。在這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時刻，吉田上述的想法顯得更加清晰了。當時我對他說，我期望再見到他的那一天的到來。他笑著回答，「不，我想不會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還很年輕（那時我五十一歲），你將來會走上領導崗位的。」

　　我見過的所有領導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樣，都是雖然年事日高、卻越來越優雅大度的人。之所以這樣，部分原因是因為他雖然下野了，但由他選定的、現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見的領導人繼續推行著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內心是安寧的。

　　他確信，自己去世以後，他的優良政績仍然會傳於後世。

　　吉田1967年死於大磯，時年八十九歲。正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國事訪問的池田首相聽到這個消息後，即刻飛回日本，來到大磯，當著眾人在他的導師的遺體前痛哭。幾天後，日本為吉田舉行了戰後的第一次國葬。

　　從政治意義上來說，麥克阿瑟生命的最後十一年卻是白白地度過了。他的智力沒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按理應該得到應用的智力並沒有得到應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鬥爭使他的名譽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間，在共和黨竟選總統候選人時插了進去，參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國性無記名投票中，他僅得到了丟臉的十一票。他1951年從朝鮮回來後，又向議會發表演說，並在國內從這一頭跑到那一頭，開展反對杜魯門的亞洲政策的活動。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麥克阿瑟公開偏袒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不擁護艾森豪威爾。在六月的芝加哥大會上，他被選出來為大會的講話定調子；我們這些站在艾森豪威爾一邊的人，當時對他的講話可能會在代表大會上為塔夫脫拉選票這一點甚為關切。這位將軍本人甚至認為，代表們可能會轉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馬」候選人。

　　但是，這次講話是令人詛喪的。講話稿雖然已經寫好並已發出，但由於某種原因，它就象林肯所說的，「完全沒有成功」。

　　部分原因是由於他晚上九點半才開始講話，代表們已極度疲勞。他慢慢吞吞地講著，代表們越來越不耐煩，甚至很焦灼，不象1951年他在聯席會議上講話時那樣凝神靜聽。有的代表在打呵欠，有的在池座溜達和進行政治活動，還有一些人離開座位去上廁所。他想使他們振作起來。但是，他發表「老戰士決不會死亡」的講話時那種神秘的魅力和手法已經不復存在了。後來，他的嗓門又提高到戲劇性的程度。此刻，光輝的記憶雖然依然存在，但當初的戲劇性場面卻無法重現。他已無法重新抓住聽眾的心了。其必然的結果，只是給人以虎頭蛇尾之感和失望。麥克阿瑟這位第一流的演員犯了一個非同小可的錯誤：他企圖作一次最高水平的表演，但是失敗了。這次講話斷送了他作一名政治上的候選人的機會。

　　羅斯福曾對麥克阿瑟說過：「道格拉斯，我認為你是我們最好的將軍：但是，我相信你可能是我們最差的政治家。」他說對了。麥克阿瑟並不是一名好的政治家，他自己最後也認識到這一點，在回憶錄裡引述了羅斯福對他的上述評論。事實上，他政治上最大的失算，就是表現出他對政治完全有興趣，企圖人為地把他的巨大的聲望轉變成政治資本。其實，他應該把這些政治活動留給那些願意支持他的人去做。

　　我相信，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一樣想當總統。但他非常聰明，自己並沒有承認這一點。雖然艾森豪威爾經常堅持說他只是一名業餘政治家，但他事實上是一名高明的政治老手。他本能地懂得，想要得到獎賞的最好方法，是顯出並不追求它的樣子。當我1950年7月在加利福尼亞的波希米亞樹林裡首次見到他時，在場的顯赫的商業家和政治家們，都在談論著他成為1952年共和黨候選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爾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這樣談論著。當問題提出來後，他卻巧妙地把話題轉到歐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夥伴、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弗蘭克·卡爾森堅持要我在訪問歐洲之行中去拜訪艾森豪威爾。他確信這位將軍打算參加競選如果這樣，他將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軍司令部裡，我看望了艾森豪威爾，談了一個小時。他熱情地向我表示歡迎，但沒有談論他自己，而是誇獎我在阿爾傑·希斯事件的調查中的公正態度，並請我就美國對北約的觀點作出估計。他具有罕見的能力，能夠使他的來賓們感到沒有拘束，認為是他們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結果，大多數人象我一樣，在離開艾森豪威爾以後，變成他的熱心支持者。

　　讓官職找上門來、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謀取職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選總統獲勝的機會。相反，麥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時，儘管公務繁忙，還處處表現出在謀求官職的姿態。在杜魯門解除他的職務以後，他的行動又給人以更加強烈的、他亟想成為政界人物的印象。

　　這不等於說麥克阿瑟不會成為一位好總統。他對外交政策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間，他表明自己能夠處理好國內問題，能夠用一種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處理好從勞工關係到教育問題等方面的事務。但是，他也為通貨的穩定、穩健派的壓力和財政政策的連貫性等問題所困擾。事實上，他年齡越大，在經濟上就越趨保守。我在艾森豪威爾和戴高樂的生涯中，發現也有類似的問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麥克阿瑟雖然再也不會擔任公職了，但他還經常就預算的平衡、減稅、恢復金本位制等問題教訓我。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