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40)_尼克松

四〇

　　吉田下野後不久，就象失勢的政治家通常所做的一樣，隱居起來了。但他的門徒佐藤和池田還定期地到大磯去向他求教。他寫回憶錄和文章，偶而也接受他的繼承者請他辦的外交任務。凡年後，他對日本的穩定和經濟上的活躍所作出的貢獻，又開始得到廣泛的讚揚。他去世時，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老政治家。

　　吉田結束政治生涯大約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他又受到了新一代的尊敬。日本的政治家每當來拜訪我時，經常對我說他們是如何欽佩他。不僅羡慕他的業績，而且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勇氣，他絕對的坦率，他在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前維護自己的信念和日本利益的智慧。正如戴高樂和邱吉爾仍然活在他們的人民的記憶裡、特別是成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的榜樣一樣，吉田在日本又呈現出新的生命力。

　　1960年，在我競選總統處於高潮之際，退休在大磯的八十二歲的吉田再次被請出來為他的國家效勞。日本政府請他率領代表團到華盛頓參加慶祝日本第一個外交使團到美國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我們邀請他和阿曾夫人到我家作客。飯後，吉田送給我一件雕塑品。他說，這是請一位日本藝術家專為我製作的。由於當時我的頭腦裡淨是自己競選的事，當吉田用一種含蓄的方式說明這件作品的標題是「勝利」時，我競未曾報以表示讚賞的微笑。

　　在那年十一月的大選以後，他又給我寫來了一封非常有禮貌的短信，說大選的結果是「令人悲傷的」。他還說，希望我會再度返回「國內和國外的」領導崗位。那時我特別感謝他的短信，因為他這種友好的表示是在我被擊敗時發來的，這比我獲勝時來得更有意義；況且此後他也沒有必要再作出這種表示了。吉田執政之時，就已經成為一名頑強的、老練的政治家。

　　他的敵人把他斥為冷酷無情和自私的人。但我對他瞭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我處於逆境之時，事實向我表明，他是一位忠實的朋友。我對此是十分珍視的。

　　1964年的一次會議以後，我在大磯最後一次見到吉田。原定那年春天召開的這次會議，由於命運的兩次不幸的捉弄而被推遲了。那年春天，我準備出訪遠東；吉田也邀請我到他家共進午餐。但在四月五日，即我將到達東京的前四天，麥克阿瑟去世了。吉田和阿曾夫人立即到美國參加他的葬禮。當我再次訪問亞洲時，宴會重新安排在那年的十一月。

　　我們乘車行駛四十英里去大磯，交通比洛杉磯的高速公路還擁擠，使人神經極度緊張。這次旅行雖然有許多麻煩，不過述是很值得的。吉田穿著和服在門口迎接我。在我們以前的會見中，他總是穿著西服，還特別喜歡露出維多利亞式的高領。

　　第一次看到他穿著傳統的日本服裝，使我再次覺得明治維新的這種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東西方影響的混合體。我認識的所有日本領導人中，吉田似乎是最西方化、又最日本化的。後來我得悉，三十年代，麥克阿瑟在擔任陸軍參謀長時，有時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裡也穿著和服。

　　吉田的家寬敞舒適，但並不豪華，從那裡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壯麗景致。阿曾夫人再次擔當我們的女主人，舉止優雅。房間的裝飾和陳設，反映了日本人通常有的、對協調和均衡的審美觀。但就吉田家的情況而言，這又是東方事物與西方事物之間的均衡。西方的著作和日本的工藝品井排放在一起。吉田睡的是榻榻米而不是床，但在我們吃飯的平臺上，用的卻是西式的桌椅，而不是矮腿的日本式桌子。就連他招待我們的飯菜，也是日本菜和西式菜兼而有之。

　　在涉及到世界性的、內容廣泛的交談中，吉田追述起他與牧野伯爵的凡爾賽之行。在議論到我在1953年關於重整軍備的講話時，另一位客人弄錯了日子。我還來不及說什麼，吉田很快就糾正了他。我想，這個講話給他的印象，一定比他當時流露出來的反應深刻得多。

　　他對戴高樂以及我對這位法國領導人的評價表示出特殊的興趣。我告訴他，我不完全支持戴高樂的國際政策，特別是他在如何對待北約上的矛盾心理。我建議說，用特殊的、日本式的術語說，戴高樂在國際問題上「採取高姿態」的做法是可行的，因為他在國內獲得了成功，很有聲望。我接著說，就日本的經濟力量而論，象戴高樂一樣，日本政府在國際事務中也處於可以採取高姿態的地位，這為日本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較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國家提供了可能性。我明確地表示：我確信，「日本不會成為一個經濟上的巨人和軍事上、政治上的侏儒」。就象他在1953年所作出的反應那樣，他有禮貌而堅定地避開了我的建議。

　　回顧1964年我們內容廣泛的談話，其中最重要的話題還是中國。這是十一年前的1953年我在東京第一次見到他時就談過的話題。在那一次，由於當外交官而成為「中國通」的吉田告訴我，他畢生研究中國文化，對它一直深為尊重。他相信，正如沒有哪個侵略看曾經永久地征服過中國一樣，共產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企圖消除孔夫子多少世紀以來的影響的做法，最終也是註定要失敗的。吉田說，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953年暫時的黯然失色了，但是，他們終究會勝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

　　然而，吉田不同意當時流行的蔣介石仍然可能在中國大陸發揮作用的觀點。吉田爭辯道，雖然蔣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學者，但他疏遠了知識分子，這在政治上是無可挽回的致命之處。

　　在這一點上，吉田與裕仁天皇的觀點不一致。我這次訪問見到裕仁時，他依然堅決支持蔣介石。

　　吉田與中國在哲學方面幾乎具有天生的親緣關係。這使他相信，增加中國與亞洲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貿易，最終會使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支持自由事業。象艾森豪威爾一樣，他熱忱地相信，潛在的敵人之間的貿易會導致和平。他還認為，中國介入朝鮮，這是一種脫離常規的行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擔心其邊界可能受到威脅。他相信，中國人民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他們只會反抗侵略，不會發動侵略。

　　在美日和平條約提交美國參議院審議之前，吉田由於對北京持有上述的態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開與大陸的關係。參加條約談判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訴吉田說，如果他承認中國，參議院就可能拒絕這個條約——因為當時中國正在朝鮮和美國人作戰——首相於是放棄了這一想法。我1953年訪問日本的任務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當時預言，對於他任何可能作出的、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近的行動，美國都會作出強烈的否定的反應。吉田對我的預言沒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顯，我沒有動搖他對與北京重修舊好的意見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話，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與中國重新建立關係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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