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79)_學達書庫

七九

　　戰時經濟體制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聯邦政府運用各種經濟杠杆和行政管理手段，並且有賴於這種運用的得法和得力。這些經濟杠杆主要是工資、物價、房租、稅收、公債等。羅斯福在美國參戰前後就作了幾次穩定物價的嘗試，均效果不佳。國會便於1942年1月通過了物價控制緊急法令，授權物價管理署控制物價和房租，並規定對違章者特別處罰。由於戰時政府和消費者都在大量購買，造成很多商品供不應求，供需狀況刺激了物價上揚，又由於農產評價格長期未得到控制，所以戰時通貨膨脹一直成為戰時經濟體制的副產品，它既困擾著政府的年度財政預算，又困擾著中下層收入者的日常生活，這成為共和黨在1942年中期選舉中大獲進展的重要原因。可見，物價問題已成為戰時經濟體制中極為關鍵的一個癥結問題。

　　羅斯福在1942年底加大了反通貨膨脹的力度。他要求國會授予他調整農產評價格的全權，這項要求連同穩定工資和薪金的權利，都得到了批准。羅斯福隨即下達行政指令，要求相關職能部門和臨時機構對諸如工資、薪金、零售物價和批發價、房租、農產評價格進行嚴格的限定。為了對這些管制事項加以監督，羅斯福成立了經濟穩定局（即戰時動員局的前身）。次年4月，羅斯福發出＂堅守陣地＂的著名命令，對所有影響生活費用的所有商品規定了最高限價。當上述舉措仍不足以解決通貨膨脹這個戰時頑症時，羅斯福下令對輪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煙等商其實行定量配給。同時又對囤積居奇和黑市交易進行懲治。不久，市場上廚具、餐具、玩具、學習用具等日常用具，甚至如髮夾、痰盂、照相機、尿布等都告脫銷。

　　到1943年，政府對95%的食品類商其實行定量配給。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用品業的轉向導致生活資料的生產銳減；二是戰火破壞了上述諸多商品的原料供給線；三是政府大量訂貨、採購並運往戰場。還在1942年底，軍隊和租借法案就吸收了全國所生產食品的1/4，這其中特別包括罐裝的、冷凍的、脫水的食品。這種少有的情況引起國內人民生活的困難和不便，羅斯福便在＂爐邊談話＂中對同胞們進行耐心的說理和教育。他強調，如果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就會動搖整個戰時經濟體制，以致威脅整個決定戰局命運的生產計劃。他籲請同胞們憑著偉大的理解力和堅貞的愛國心作出必要的＂犧牲＂，他說，為了文明必須付出艱苦工作、悲傷和流血的代價。

　　羅斯福以身作則，帶頭購買了第一張E類公債。他不獨呼籲國內人民要克制自己的生活，把省吃儉用的錢用來購買戰時公債，而且讓白宮首先符合這一要求。此後，極不講究且無甚特色的白宮膳食成了白宮的一大特色，使許多原先無事常來揩油的人望而卻步，也使得白宮勤雜人員和工作人員總在盼望英王或類似的貴賓駕到，因為那時白宮的生活要弄得豐盛和得體一些。榜樣的效應立竿見影，各地常出現這樣的情景：朔風中豎起衣領的人們排著長隊，等候公債銷售點開門營業。財政部為籌措戰費共出售了7次戰時公債和最後的勝利公債，共約1569億美元，其中1/3被個人認購。當時政府的宣傳工作也確實到家：有幅公債廣告上畫著一個垂死的美國士兵，標題是：「他獻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過是把錢借給國家。」站在這樣的廣告牌下，有誰還會不熱血沸騰呢？

　　羅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統制或駕馭戰時經濟體制方面，也顯示出了獨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羅斯福利用戰時非常時期的情勢，利用國會兩度授予總統的戰時權力法，利用對這種權力法最充分最寬泛的解釋，利用戰時行政部門在管理行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國政治制度發展史上的成文規定或慣例，開創了許多時人聞所未聞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羅斯福風格的管理方式更讓人眼花繚亂，歎為觀止。而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羅斯福建立起來的戰時體制及其管理方法不僅有效地決定了戰爭目標的實現，而且深刻地變革了美國政治制度本身，它們中的許多內容固化為戰後美國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於美國國會在1945年，第一次對自身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檢查後，認識到若想趕上權力膨脹、行為逼人的行政部門，就需要使自身機器和運行方法現代化以適應現代條件。

　　戰時，羅斯福要處理的事務既多又雜，其中突發性的居多。表面上看，他應對這些事務時雜亂無章，且略顯被動。實際上，他不獨重視眼前的細節和具體的戰術，並且喜歡凡事從大處著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動計劃的目標。爾後，他就讓屬下的人繪製精緻的組織圖表，但它往往在實施過程中很少發揮參考價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許只在於顯示總統對該事務和負責規劃的人的重視。他真正感興趣的是那些雷厲風行、忠實於他，並且效率很高的人，而這時這個人主管的機構則是次要的。在戰時，人們時常抱怨記不住羅斯福那層出不窮的代稱各種臨時機構的英文縮寫字母，這些機構出臺的隨意性及其職責權限上的含混、重疊或交叉，也時常引起共和黨對手的抨擊。事實上，這正是羅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處。

　　羅斯福本來似乎可以不必設那麼多管制戰時體制和處理戰時事務的臨時機構的，因為依政治傳統沿襲下來的華盛頓的那些政府各職能部門及其他常設機構，都有能力或餘地擔負起這些使命來，必要時把它們充實或調整一下就行。並且以前的總統們也正是這樣作的。但是，羅斯福從來就對固定組織所形成的框架結構不感興趣，他不願意過分強調一種嚴密而規範的行政節制系統，認為這將窒息他所喜愛的那種生機勃勃的局面，並且認為依照機械原則建立的固定組織結構無法適應戰時變幻無常的事態，更無法預測和控制未來。相反，富於想像力的試驗和靈活的臨時機構恰能作到這一點，因為未來是從趨勢、可能性、偶發事件和機遇中產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響的。

　　這樣，羅斯福就側重於從人而非物的角度來看待行政管理。這就決定了他授權的方式。情況往往是這樣進行的：理直氣壯地要求國會通過他提出的法令草案，這在戰時要平時容易的多；然後，依照法案的精神給將要設置的臨時機構規定一個框架性的職責和權限，隨即就任命經過他反復篩選、再三斟酌甚至痛苦地取捨的人選，來全權負責該機構的工作。

　　至於該機構的具體活動他一概不管，除非它們同羅斯福的情趣相關或者他極熟悉企業務（譬如海軍、船舶方面的），這時他刻意展示其特長——對技術性細節的洞悉和枯躁數據的熟識——往往起到崇敬權威的轟動效應。他敢於放手領導，卻從不最終對他們許下諾言。他讓他們盡情盡興地發揮其個性特長，而以高度的自尊保持一種明確的超然態度，與這些事務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需要的話，他又能迅速瞭解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由於這些機構都直屬于總統管轄，他就很自然地在他們中間造成一種領袖的超凡魅力。並且使他們感到只有總統才是所有不斷發展著的事態的中心。

　　羅斯福往往讓周圍人都知道了將有某個機構要設置，而自己則不動聲色地開始物色人選。過程中，他對誰都不明確許諾，也儘量掩飾自己的思想過程，但一般是霍普金斯除外。而有趣的是，總有幾個人認為自己就是當然的候選人。任命總在最後一刻宣佈，他樂意較長時間地控制任免權，以此作為增強對總統向心力的工具。他曾經多次把個性、政見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個機構裡，或者讓他們同做或先後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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