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64)_學達書庫

六四

　　就在＂帕奈號事件＂發生的當天，日軍攻陷了中國首都南京，並血腥屠城數日。侵略者佔領某國首都，在世界戰爭史上一般被視為該國覆亡的重要標誌。但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論證的那樣，此通例不適用於當代的中日戰爭。羅斯福政府先前依照慣性思維而作出的中國將要落入日本之手的預計，卻沒有實現。相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使中國成為率先有力抗擊日本法西斯的象徵。1938年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中日兩國都召回大使，斷絕了外交和正面和談的道路。

　　這種情形促使羅斯福政府產生了這樣的看法，即日本在中國實行的政策確實反映出日本一謀求控制整個亞洲和太平洋的決心，並且情況確是如此，而這所涉及的利害關係就遠比單純保持獨立的中國政權要重大得多。同時，1938年的全球軍事均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納粹德國作為一個軍事強國的重新崛起，已經使歐洲危機四伏，並且嚴重地降低了英、法和荷蘭在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力量的威懾價值。這樣，能夠抵抗日本的，就只剩下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主要的力量源泉了。這就促使羅斯福對中日戰爭這個概念有了更深一層意義上的認識。

　　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在＂帕奈號事件＂後就立即向美國政府指出，他認為日本人的動機是企圖消除＂西方在中國人中間的一切影響＂。另外，由於美國在中日戰爭中明顯地採取了無動於衷的態度，國民黨領導人或者可能與東京妥協，或者經過選擇去遷就莫斯科的要求，因為蘇聯開始向國民黨提供貸款和裝備。摩根索也向羅斯福指出，目前只有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抗戰這一事實，將有利於共產主義的發展和蘇聯對中國的控制。

　　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上將在致海軍上將威廉·D·李海的報告中認為，中國的命運、菲律賓以及整個亞洲未來的經濟機會是同一個問題。如果允許日本征服中國，那就等於放棄亞洲大陸以及對太平洋的控制權。而挫敗日本這種圖謀的唯一辦法是援助蔣介石，維護他的當權地位，同時開始對日本進行貿易制裁。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即它在亞洲的防禦堡壘非國民黨中國莫屬。在另一份由李海上將呈示羅斯福總統的報告中，亞內爾寫道，美國必須著手援助中國，這不僅是為了那些高尚的道義和政治上的緣故，而且也為了有機會進行真正大規模的貿易，因為在這樣的援助下形成的穩定局面會帶來擴大的市場。」否則，＂白種人在亞洲就不會有前途了＂。在約翰遜大使、亞內爾將軍、埃文斯·卡爾森上尉等人的不斷警示下，美國政府中不少高層人士意識到了援華抗日的現實意義和迫切性。李海上將在日記中堅信，在中國戰線上的作戰是為了保衛西方文明而進行的殊死戰。

　　1938年春，美國政府首次允許中國可以用出售白銀的款項來購買美國的軍需物資。

　　當日軍繼續向中國內陸進犯時，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就開始積極地與其他閣員謀求對華貸款的實現。他認為羅斯福總統需要有人在後面大力推動，才能促使他在外交事務上冒些風險，而赫爾未免怯懦了些。他雄辯地質問羅斯福：「難道還能有比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國更大的爭取和平的力量嗎？＂他的努力終於促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2500萬美元的貸款。斯坦利·霍恩貝克在致總統的備忘錄中說，這筆給予中國的緊急信貸是對日本＂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的當頭一棒。對即將作出的決定不應該僅僅根據它眼前的意義來判斷，也不應該僅僅根據它當前對中國的影響來判斷。這批信貸的批准，應該＂以美國政府的這樣一種決定為依據，即它將主動地盡最大努力，發揮我國的全部力量，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徑。」也許是這些非凡的見識進一步地啟發了羅斯福，總統也表示認為，維護中國的抗日具有美國第一線的作用。

　　日本指責美國此舉既干涉了中國的事務，又損害了日美關係。日本反對貸款本身，更反對貸款所選擇的時間。這是中日全面開戰以來美國政府的第一筆貸款，儘管數額有限，但意義深遠。它終於開始顯示美國要在實質上真正對中國抗戰承擔起相應的義務，「確實表明美國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羅斯福的顧問們主張利用中國作為遏制日本的工具，他贊成這種意見。維護一個獨立的中國政權，這對總統來說總算有了真實的意義，而不像歷來侈談門戶開放政策時那樣毫無意義了。」

　　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認為，這筆貸款在支持蔣介石控制國民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2月中旬的國民黨《中央日報》連日推出專欄文章，宣揚美國對中國的援助的意義。該報甚至認為此舉標誌著美國對日姑息政策的結束。在華盛頓的一位中國談判代表給財政部長孔祥熙發了封機密信，信中稱這筆政治性貸款僅僅是開始，＂美國已經明確地投身進來，不能打退堂鼓了。同情我國的華府當局尚有兩年任期，也可能是6年。現在我們的政治前途更加光明了。」

　　蔣介石政府也對中日戰爭和國際形勢的冷暖變化作出了重要的判斷。它認為中日戰爭將長期化，日本不可能吞併中國，中國單憑一己之力也難以戰勝日本。同時，國際局勢的日趨緊迫和軍事均勢的重構，將使歐美列強一定會加大力度地介入遠東。而在可能向中國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有實力、而且有可能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採取重大行動的國家。至於英、法、蘇等國，其大部分力量已受到在歐洲崛起的法西斯德國的牽制，難以在亞洲有所作為。據此判斷，蔣介石政府制訂了戰時對美政策，其第一個目標就是＂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為此，須維護抗戰局面，等待國際變化。①

　　①《黨史概要》，第三冊，中華臺北，中華文物供應社，1979年版，第913頁。

　　應當說，蔣介石政府的判斷大體沒錯。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中國戰場在美國總體戰略中的價值將日益提高，羅斯福此前的那種對由一批沒有代表性的＂殿堂上的收銀機們＂控制的政權的厭惡之情，讓位於對日本威脅中國獨立完整的更為急迫的關心。但羅斯福政府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日本可能向北推進，直趨西伯利亞，而不會繼續南進，所以，羅斯福政府在維持棘手的平衡外交時，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避免因實行援華政策而引起與日本的戰爭。歸根到底，援助中國的一個基本理由是要確實抑制日本的軍事擴張，但任何可能導致戰爭的行動都要加以避免。這種通盤考慮就造成了美國遠東政策的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對日實施嚴厲的制裁與有限援助中國這兩件事情長期脫節，而從邏輯上講，兩者是理應統一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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