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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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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對這一現象似乎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權威的弗蘭克·弗雷德爾在1923年版《富蘭克林·D·羅斯福:發動新政》一書中的說法:首先,他還沒有制訂出明朗具體的計劃。另外,他不想失去廣泛的支持。羅斯福曾對羅森曼說過這樣的話,"必須先有選票,然後才能做出有意義的事業。」確實,壓倒一切的考慮是首先贏得競選勝利,否則任何宏偉精緻的綱領都是紙上談兵。 幾乎就在羅斯福使出渾身解數應付赫斯特的同時,另一位報界"無冕之王"、自由主義者沃爾特·李普曼展開了對他的新一輪攻擊。他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認為羅斯福的行為已經充分證明他善於回避明確的聲明,因為他"屬只要不是豈不得已就不要明確說出自己觀點的戰後新一代政治家。」李普曼承認連自己也不清楚羅斯福的傾向是左還是右。」他是一位非常容易衝動的政治家,沒有牢牢掌握國家事務的能力,也沒有堅定的信念。……他既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也不是富人的敵人。他只是一個儘管不具備條件卻很想當總統的愉快的人。」這位傾向于支持史密斯的著名評論家可謂點到了羅斯福的痛處。其他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攻擊更為兇猛,《新共和》週刊聲稱羅斯福"絕非有高超見解和過人毅力。」(民族》週刊則進一步斷言,"值此關鍵時刻讓羅斯福這種軟弱無力、隨時準備妥協的人繼胡佛之後當總統,後果勢必十分嚴重。」 「艾爾"·史密斯這時也赤膊上陣了。由於羅斯福祈求在民主黨內尋求全國性的支持,而各地黨組織代表著差異很大甚至互相衝突的地區利益,這樣,那些採取迎合地方利益之立場的候選人就在一定的場合佔據了上風。羅斯福小心翼翼地繞過諸如外交政策、禁酒、坦慕尼協會等雷區,要麼就避免就這些問題發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演說,這其實是歷來的政客在尋求更廣泛支持時慣用的手法之一。因為羅斯福的支持者中有城市政黨頭子、百萬富翁、西部激進派、南部民主黨的保守分子、善於看風使舵的中西部人、三K黨人、老威爾遜派、老布賴恩主義者、大學教授、哈佛校友、主張高關稅者、主張低關稅者等帶著不同背景、來自不同方面的支持力量。為此,一位耿直的哈佛大學校友寫信氣憤地質問他, 「你難道希望為自己博得一個'四怕候選人'——膽小怕事、怕表態、怕自己不虔誠、惟獨不怕陳詞濫調——這樣一個討厭的頭銜嗎?」 善於審時度勢、具有良好大局觀的羅森曼認為,在目前遭到左右夾攻的不利局面下,正式地拿出一個深思熟慮的全國性政綱已刻不容緩。為此,他建議羅斯福向大學教授們求助。巴爾茲·奧康納("羅斯福——奧康納事務所"的合夥人)負責教授小組的組織工作,法學教授莫利、農業問題權威特格韋爾、公司法和信貸專家阿·伯利,加上羅森曼構成了著名的"五人智囊團",他們經過3月份整整一個月的探討、爭論、修正、定稿,形成了一系列方案,其代表作便是一個厚積薄發的政綱,這就是羅斯福在1932年4月7日"幸福牌香煙"廣告節目時間向全國發表的10分鐘演說:據說,拿破崙的滑鐵盧慘敗是因為他忘記了步兵而把一切都寄託在比較顯眼但較次要的騎兵上。現在的華盛頓當局不完全像他又有些像他。當局也許是忘記了、也許是不願意想起我國經濟'大軍'中的'步兵'。目前的艱難時世要求把計劃建立在經濟大國裡被遺忘的、沒有組織起來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那些單位之上,要求自下而上地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制訂計劃,要求這些計劃重新寄託在對經濟金字塔底層被遺忘的人的信念之上。……任何民族如果有一半人破產便不可能存在,如果半數買主失去了購買力,內閣、百老匯、工廠、礦山都要關門大吉……已經是時候了,必須勇敢地承認,我們處於至少和戰時相差無異的非常狀態。我們要動員起來度過難關。」 羅斯福熱情,自信的聲音激起了中西部、南部等地的廣大選民的深深共鳴,"被遺忘的人"一詞因其逼真地刻畫了大蕭條中人民的境遇而被收入美國政治辭典。而在4月13日的傑斐遜紀念日上,史密斯以嘶啞的調門宣佈:「有些競選總統的演說老手總是揚言我們國家出了這樣那樣的毛病,這樣的話美國人民已經聽夠聽厭了。現在若是誰還膽敢堅持對這個國家的人民發出妖言惑眾的論調,煽動他們挑起階級鬥爭、貧富鬥爭以致於大家都自取滅亡,那麼我就要脫掉外套和背心跟他拚到底!"① ①1932年4月14日《紐約時報》。 羅斯福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加緊了最後的衝刺。他充分地施展了自己日益純熟的演說技巧。他以讚美農村生活的種種優點,刻意顯示自己同樣具備那種以農村為背景的美國鄉紳的貴族氣派的方式來迎合農場主;他把增加工人補助、減少勞工限制、擴大失業救濟等內容充實到施政綱領中——以贏得城市選民的好感;他施展計謀降服了試圖強其他採取鮮明的反禁酒主義立場的民主黨主席約翰·J·拉斯科布——以爭取南方人的選票;他在奧爾巴尼當面訓斥聲名狼籍的紐約市市長吉米·沃克——以此表白自己並非同坦慕尼不法分子是一路貨色;他比對手們更加強有力地議論大蕭條及其給國家帶來的經濟磨難。他終於發出了這樣的呼聲:「我們國家需要的——如果我沒有把它的特徵看錯的話——而且也是它所需要的,是大膽的、堅持不懈的實驗。」 1932年6月27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體育場開幕。兩個星期前共和黨在這裡提名胡佛連任總統。路易斯·豪在芝加哥國會飯店第1502號套間為羅斯福爭取選票。他精心挑選了《幸福的日子又來到》作為羅斯福的大會競選主題歌。約翰·麥克法官平淡無奇地發表了提名羅斯福為總統候選人的演說。7月1日淩晨5點的第一輪選舉的結果是,羅斯福獲666票,儘管第二名史密斯僅有201票,而加納·貝克更少,但他距那個2/3的770票仍差100多票。僵局經過3輪投票後仍未打破,這種情況下通常會出現一匹作為折衷和妥協產物的黑馬。此時,機敏練達的吉姆·法利在芝加哥的榦旋活動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他同加納達成了協議:如果加納放棄競選並支持羅斯福,就讓他當副總統。法利為此還取得了赫斯特的諒解和支持。於是在7月1日晚的第4輪投平時,原來支持加納的得克薩斯州倒向了羅斯福,這一情勢迫使羅斯福的舊友、老進步主義者麥卡杜將手中控制的44張加利福尼亞選票投向了羅斯福,只有史密斯派頑固地堅守陣地,但大局已定,羅斯福終以945票當選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羅斯福決定打破由來已久的美國政治慣例,去向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接受提名演說。7月2日淩晨7時,從奧爾巴尼乘坐一架三引擎飛機飛往芝加哥。此舉有助於消除那種認為他體質虛弱、不堪從事費力傷神的競選活動的看法。羅森曼、埃莉諾和兩個兒子,利漢德等一同前往。飛機因風暴襲擊在中途兩次著陸並加油,他則在機艙裡緊張地整理著羅森曼為他起草的演講稿,9個小時後方抵達芝加哥。 他在向與會代表,也向全國大約1千萬收音機旁聽眾的演說中首先指出:「按照慣例,候選人要在幾個星期內假裝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直至許多星期後把事態正式通知他時為止。我通過打破這種荒謬的成規……已經著手進行我面臨的任務。……讓這件事成為一個象徵:我這樣做是打破常規。從現在起,請把打破愚蠢的常規作為我們黨的任務。」接著他緬懷了民主黨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進步政黨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回顧了20年代景氣和蕭條的歷史,數落了執政的共和黨在應付危機方面的無能,簡述了他為渡過危機而準備的復興計劃。最後他滿腔激情地講道: 「人類從每一次危機、每一次劫難、每一次災禍中獲得新生時,他們會變得知識更加廣泛,道德更加高尚,目標更加純潔。而今天是一個思想瘓散、道德墮落的時代,一個自私自利的時代。……我們不要只是責備政府,也要責備我們自己。近年來在政府的政治哲學中被遺忘的全國的男人和女人們,期待著我們能夠有領導地更加合理地分配國家財富。在鄉村和城市,我們的千百萬同胞都從心底希望他們往昔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準則不要從此一去不復返,他們的這一希望不會也不應該落空。 我向你們保證,我誓為美國人民實行新政。讓我們在此聚會的人都成為未來那種富有成效和勇氣的新秩序的倡導者。這不僅是一次政治競選活動,也是一次戰鬥的號召。請大家幫助我,不僅是為了贏得選票,而且要幫助我在這次把美國交還給他自己的人民的十字軍遠征中獲勝。」① ①薩繆爾·Ⅰ·羅林曼編:《富蘭克林·D·羅斯福公文與演說集》(卷B本),紐約1938—1950年版,第Ⅰ卷,第647—65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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