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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羅斯福為什麼作出了這樣的決定,是因為離異會給子女造成不良影響。他的母親威脅說如果他拋棄埃莉諾,就同他斷絕母子關係,而且離婚會給他的政治生涯帶來毀滅性影響,所有這一切都使羅斯福必然要把婚姻關係維持下去。

  羅斯福夫婦最後重歸於好了,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再也不是原先那樣融洽了。埃莉諾可以原諒羅斯福,但對過去的事總也忘不掉。她一直到死都在醫治心靈上的創傷,但是又不讓它完全癒合。她變得越來越具獨立性了,再也不是丈夫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是要走她自己的生活之路。「我母親有她獨特的鐵一般的執拗勁」,埃莉奧特·羅斯福這樣說。「她痛下決心不再同父親有任何來往,儘管父親盡力委曲求全地設法在她面前恢復自己的名譽……

  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再沒恢復真正的夫妻關係,而是建立了某種夥伴關係。

  這種夥伴關係一直持續到他們的終生;它變得極為密切、融洽,充滿了愛——但從不是肉體的愛,而是精神上的愛……但在他們之間很少有輕鬆愉快的時刻……他們在這短暫的一輩子,從來都沒有快快活活地享受人生的樂趣。」

  第十章 不會停止的戰鬥

  富蘭克林·羅斯福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能夠隨著情況的變化改變自己的戰鬥方式。停戰協定一生效,他就立刻將注意力從如何作戰轉移到復員工作上來……富蘭克林在新的形勢下高高地舉著戰鬥的火炬,一鼓作氣地從勝利走向勝利。

  和平的締結給富蘭克林帶來了新的使命。1919年1月2日,運輸艦「喬治·華盛頓號」緩緩開入赫德森河,然後朝大海方向駛去。羅斯福和埃莉諾同群眾一起站在船上,望著曼哈頓高樓大廈那鉛灰色的輪廓在地平線下漸漸消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正式使命是去歐洲監督處理美國海軍在戰爭中積累起來的資產。這批頗大的資產包括若干處電臺、54個沿海基地、大約八萬名官兵及其359艘軍艦。對個人來說,羅斯福重返歐洲是想親眼看看十天后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三星期以前,威爾遜總統已經前往歐洲,他是在職期間離開美國的第一位元首。

  富蘭克林自從和露西一刀兩斷以後,一直設法向埃莉諾賠罪,更多地關心妻子,抽出時間同孩子們相處。每逢星期天上午都帶著全家人到聖托馬斯聖公會教堂去,而不是到切維·蔡斯俱樂部去打高爾夫球。連羅斯福也沒料到,他的這種作法被教會看成是虔誠的表現,竟任命他為教區委員會委員。

  1月6日,艦上的無線電傳來西奧多·羅斯福逝世的消息。六十年的緊張生活搞挎了西奧多·羅斯福的身體。有人勸告他說,若不從速減輕工作重荷就有可能在輪椅中了此殘生,他聽後付之一笑。他說:「好吧,我在輪椅上照樣可以幹活!」當時廣泛流傳的說法表明,他將是共和黨參加1920年總統選舉的主要候選人之一。他極力抨擊威爾遜總統關於成立國聯的建議。認為這一建議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著重指出,1918年11月選舉時各地的選民都很堅決地反對威爾遜推行的政策。實際上,當威爾遜離開美國前往巴黎時,西奧多·羅斯福對他的詛咒在舉國得到響應。「目前威爾遜先生無權代表美國人民」,羅斯福警告他說。「不久前美國人民反對威爾遜的領導。」

  陪同威爾遜去意大利訪問的記者們注意到,他對宿敵的去世的反應先是感到意外,接著就表示痛惜,最後認為是「極大的勝利」。

  和會正在召開,巴黎到處呈現著一片狂歡的氣氛。各個大飯店門前都飄揚著某個外國權貴人物的旗幟,來自世界各地的懇求者(有馬其頓人、塞爾維亞人和門的內哥羅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斯洛伐克人與捷克人,身著長袍由一位面部輪廓分明、名叫勞倫斯的英國人陪伴的阿拉伯人、猶太複國主義者、亞美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以及留著小撮鬍鬚的印度支那人)都麇集在巴黎市。這些人都想以鄰為壑,為自己謀求利益。推銷開發油田和鑽石礦的計劃。到處是所謂的王位覬覦者、開出租汽車的俄國大公、密探、拉皮條的人、妓女以及皮包裡裝著通向烏托邦捷徑計劃的古怪人物。巴黎市民充滿了希望,等待勝利的協約國領導人在會議所在地鐘錶大廳制訂建立新世界的藍圖,伍德羅·威爾遜在國內可能會遭到反對,但在巴黎和會上卻成了中心人物。欣喜若狂的人群走上街頭歡迎來自西方的這位先知,助長了所謂威爾遜具有的救世主變態心理。在有些地方,農民們甚至在威爾遜畫像前燃起蠟燭,以示其感激之情。

  威爾遜為使與會各國同意把成立國聯列入和約的內容,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威信並作出了重大的讓步。1918年1月威爾遜宣佈的「十四條」雖已保證「公開達成……公開的盟約」,會議還是在幕後舉行,沒有直接參與討論的人,譬如羅斯福,對會議進程幾乎一無所知。一直到2月15日,羅斯福與夫人埃莉諾乘火車前往布雷斯特去搭乘「喬治·華盛頓號」回國時才看到國聯盟約,「我們當時是多麼希望國聯能成為防止今後爆發戰爭的機構啊」,埃莉諾在許多年後回憶道。「我們迫不及待地看完國聯盟約,當時並沒有想像到未來的世界將會怎樣」。

  富蘭克林堅定地支持國聯,但在發現美國人民的情緒正在改變時就認真聽取了抨擊國聯者的反對意見。作為現實主義者,最初他認為國聯「僅僅是一種美妙的幻想,是烏托邦」;但經過歐洲戰場之行,他堅信,為維護世界和平,有必要建立某種國際組織,「現在是理想主義時代,我們應該具有更多的理想」,他說:「在大洋彼岸,所有的男人、婦女、兒童都期待著我們實現我們參戰時所抱有的崇高目標。」

  儘管富蘭克林·羅斯福對激進主義的威脅也感到不安,因而主張限制言論自由,但他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在報紙上發表聳人聽聞的言論。1919年9月,丹尼爾斯不在海軍部時,羅斯福代理海軍部長,那時庫利奇州長要求海軍協助他們鎮壓波士頓警察的罷工,富蘭克林·羅斯福鎮靜自若地答覆說,如果准許聯邦給予協助,他將按照總統的命令行事。在波士頓市長安德魯·彼得斯的盡力協助下,罷工的問題解決了,但庫利奇卻乘機使自己成為全國矚目的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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