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5)_學達書庫

五

　　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大部分功課的成績介乎B減與C之間，對於富家子弟來說這已算是挺不錯的成績；儘管他是美國大學優秀生聯誼會會員，但那是榮譽稱號而已，這一點與西奧多·羅斯福迥然不同，後者是在1880年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結業的。羅斯福的功課很重，而且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因此他能取得目前這樣的成績已是難能可貴了。像西奧多·羅斯福一樣，自此以後的幾年裡富蘭克林也對自己在哈佛受到的教育感到不滿，指責哈佛的教員未能對學生起到激勵作用。他曾對萊恩羅普·布朗說過，他學的課程同哈佛大學以外的現實已經脫節，不少課程就「像是沒有電線的電燈，你需要電燈是為了求得光明，如果你不能把電燈扭亮，那它就毫無用處了」。

　　羅斯福不想親自把燈扭亮，因為他通常太忙於參加校外活動而無法旁顧自己的功課。但是，如果他對某門功課頗感興趣，他也會聚精會神地攻讀。

　　美國歷史就是這樣一門課；他在大學二年級中就曾以《新阿姆斯特丹的羅斯福家族》作為論文的題目。他寫信告訴母親說，「我一直在圖書館裡查閱舊檔案，但並無多大收穫，請你替我摘錄那本舊的荷蘭文聖經上的所有資料，並且郵寄給我……我必須儘快獲得這些資料。」他在論文中談到這個家族的「進步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時說：

　　「羅斯福家族之所以具有活力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種民主精神。他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出身高貴就可以遊手好閒而取得成功。相反，他們覺得，正因為出身高貴，如果他們不能盡到自己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他們就會得不到原宥。」

　　富蘭克林通過對本家族「真正的民主精神」的強調為他自己躋身於政界提供理論依據。這種精神被認為是民主的，並不是指與群眾打成一片或主張人類的根本平等。相反，它帶有傑斐遜主義的味道，即要求富貴人家用自己的力量為「社會」謀求福利，而不光是為了賺錢。富蘭克林就是這樣開始形成自己對於精神遺產的看法；這樣一種看法加上西奧多·羅斯福的模範和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教導，推動了富蘭克林去擔任公職。

　　羅斯福夫人埃莉諾說過，查爾斯·湯森·科普蘭是坎布裡奇那些名士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一個人——特別是在演講風格方面。她說她丈夫經常提到他和同班同學聚集在一起聽尊敬的科普蘭朗誦聖經和英文經典著作時的那種激情。科普蘭的朗誦像演戲似的，「那樣生動，那樣忠實地傳達原作，使得誰也難以忘懷」，與羅斯福同在哈佛學習的羅洛·布朗這樣寫道。科普蘭也要求他的學生們朗讀各自的論文。布朗補充說，雖然他們開頭時總是一身冷汗，結果卻發現自己的舌頭靈活了，「以致能清晰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是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想到的」。這一類練習極為有助於提高羅斯福的朗讀和公開演講的能力。

　　羅斯福讀到一年級時父親去世，終年72歲。詹姆斯·羅斯福多年以來就害著心臟病，在1900年的一年內病情不斷惡化，因此他的去世並不出人意料。12月初，正當詹姆斯同妻子住在紐約市西43街文藝復興飯店時，他的心臟病再次嚴重發作。12月7日，富蘭克林和異母哥哥一同被叫到床前同父親訣別。第二天詹姆斯一早就死了。「2點20分，他在睡眠中去世了。當我寫這一行字時，我不知道在他撇下我們後我今後該怎樣生活」，傷心的薩拉在日記中傾吐著自己的心曲。詹姆斯給每個兒子留下了一筆12萬美元的信用存款，每年約有六千美元的利息收入；斯普林伍德莊園及其餘遺產歸其遺孀所有；她在兩年前當其父親去世時已繼承了將近130萬美元的遺產。

　　富蘭克林一回到哈佛大學，薩拉就感到斯普林伍德莊園一片寂靜淒涼，苦悶異常。這時薩拉只有46歲，還得生活下去。她寫道：「我想多幹點事，但很難。我把富蘭克林養的鳥兒全部放了出會……日復一日，日日如是。」

　　20年來，我把自己的愛均分給詹姆斯和富蘭克林，現在她把全部的愛都傾注在兒子身上。詹姆斯在遺囑中要富蘭克林「聽從母親管教」——於是她就承擔起這個責任。薩拉把事務一安排就緒，就遷到波士頓，在靠近兒子的地方租下了一套房間——「它離大學不太遠，以便在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可就近加以照料，同時也不太近，以免有礙于他的大學生活。」

　　富蘭克林有時在母親的宅所舉行聯歡會，有時則又幾乎忘記她的存在。

　　她剛愎自用，總想控制自己周圍的人們，包括富蘭克林在內。姑娘們由於仰慕羅斯福家族的名望和富蘭克林的容貌，爭向這位英俊的哈佛大學學子靠攏，但她們都很討厭他受母親的控制。一些人認為他是「惟媽媽之命是從的孝子」，表面上的自信掩蓋著永恆的稚氣，並且說他的名字的首位字母「F·D·」是代表「羽毛撣子」〔featherdwsler〕，或者說是輕量級。

　　但是，這完全是對這個年輕人性格的誤解。富蘭克林儘管深深地愛著他的母親，總是對他百般體貼和溫存，但他已經學會駕馭她了，僅在符合他的心意時他才服從她的指揮，如不稱心則只管聽著，不與爭辯，實際上還是我行我素。薩拉·羅斯福從未窺見到富蘭克林心靈深處的秘密，即使間或發現一些不順心的事，她也絲毫不在意。另外，富蘭克林也並不是時常被人錯怪的輕薄少年。他對不如自己幸運的人們懷有強烈的責任感，這是他父母和皮博迪一向給他灌輸的，而且被一種高貴者對不幸者的同情心所增強。富蘭克林繼續為聖安德魯斯兒童俱樂部的貧苦孩童服務，他在哈佛為救濟關在南非英國集中營的布爾族婦女兒童發起過募捐運動。這項募捐活動引起了波士頓報刊對他的注意，錯誤地認為他是總統的侄子。有家報紙說他具有「許多像他叔父那樣的出類拔萃的品質」；但是談論他的高貴、富有和民主作風的言詞聽來令人難受。他說：「我對這類評論膩煩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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