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爾文件的故事

　　——曼弗雷德·隆美爾

　　我父親逝世的時候，遺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文件，這都是他在戰爭期間一直累積下來的。其中有軍隊中的命令，戰況的報告，向最高統帥部的日報；除了這些官方的文件以外，他還留下了許多私人日記，以及有關1940年法國戰役和非洲沙漠戰爭的綜合筆記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父親曾根據他自己的作戰經驗，出版了一本研究步兵戰術的專著，當他寫那本書的時候，就發現了自己所保存的必要文件實在是太少，而他的日記也沒有多大的幫助，因為在最重要的階段中，常常存在著極大的「缺口」，那是由於專心作戰而沒有時間詳細地寫日記的緣故。

　　毫無疑問地，父親是想根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再寫一本有關軍事教訓的書籍。所以這一次，他就決定不再重蹈上次的覆轍，儘量地保存他手裡所有的資料。

　　自從1940年5月10日，他越過了法國的國界時起，他就開始對於自己的作戰經過，作了一個私人的記錄，通常都是由他口授，而由他的副官中之一人加以筆記，假使稍有喘息的機會，他還會把所經過的情形，略加評注一番。

　　他把所有的命令、報告和文件都全部保留了下來。此外還有好幾百幅地圖和略圖，這些略圖都是由他和他的僚屬用彩筆繪成的，有些圖是他準備在將來所出版的書籍裡面刊出的。

　　當局勢逆轉之後，父親就漸漸地感到焦急，害怕在他死後，這種對於他的作戰的客觀記錄會被湮滅，以至於他原有的意圖會被人誤解。當他從非洲回國之後，他就秘密地開始手稿的整理工作，通常都是由我的母親和他的一位副官為他打字。1944年8月，當他從法國回家之後，他就開始寫有關盟軍侵入戰的記錄。不過當他知道自己被誣陷與「7月20日事變」有關之後，就趕快把這一部分稿件毀掉了。而有些稿件之所以能夠幸留下來，是因為他當時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燒毀它們。

　　我的父親是一個攝影狂。為了《步兵攻擊》一書中的照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曾經再回到意大利的境內去拍照，因為他需要1917年的戰場景象，以供戰術上的說明。不過這個工作遇到不少困難，因為當時的意大利人並不歡迎德國軍官到他們的邊境上去照相。於是我的父親化裝成一個「工程師」，騎著摩托車，後面帶著我的母親，為了他計劃中要寫的這一本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他決心配以豐富的照片作為佐證。他在歐洲和非洲照了好幾千張照片，其中有許多還是彩色的，不過他只在進軍的時候才拍照片。有一次他跟我說：「在我自己退卻的時候，絕不拍照。」

　　此外，他差不多每天都寫信給我的母親，所以她曾經保存著一千封左右的信件。

　　可惜這許多的資料，在浩劫之後，只僥倖存留了一部分而己。

　　在戰爭爆發之前的幾個月，我的父親正在維也納新城（Wiener Neugradt）擔任軍官學校的校長。那個地方在維也納的南面30英里處。這所軍校設在一個巨型的古堡裡面。到了1943年，英美的轟炸機開始對這個城鎮實行空襲，我們的家隨時都有被毀的危險。於是我們把父親的文件中的一部分，藏在那個古堡內的地窖裡面，其餘的就運往德國西南部的一座農舍裡面，暫存在那裡，1943年秋天，我們由維也納新城遷往黑林根（Herrlingen），該地距符騰堡（Wurttemberg）的烏爾姆（Hlm）只有5英里遠，我們就把餘下的文件也都帶在身邊。

　　我父親死了之後，母親十分關心如何保存這些文件，不僅是為了私人的原因，而且也是希望將來有信史可傳。早在舉行喪禮儀式的時候，就有一個党衛隊的軍官，設法在談話之中，想探聽出來這些文件的下落。我們當然很小心，所以並沒有上鉤。雖然如此，局勢仍很危急，因為他們很可能強行奪走這些文件。

　　所以，母親就立即開始集中留在家裡的各種文件。而我就到維也納新城的古堡中，去把那一部分藏留的文件取了回來。因為顯而易見地，蘇軍不久就要進攻維也納。果然6個月之後，蘇軍就沖入了這個古堡，在軍校學生的強烈抵抗之下，它就變成了廢墟。一切可以移動的東西也都為蘇軍搶掠殆盡。

　　幸好有姑母和我父親的副官艾丁格上尉（Capt．Aldinger）的幫助，我的母親開始把這些文件捆紮起來，準備在必要時撤退。她主張分散收藏，因為她認為也許有一個隱藏的地方會被發現，但是卻絕不可能全部會被發現。

　　1944年11月中旬，艾丁格上尉正幫著我的母親料理父親各項身後的事務，突然接到烏爾姆市長的通知，叫他到該市的火車站上去報到。據說梅塞爾將軍（Gen. Maisel）幕僚中的一位軍官，有要事要和艾丁格上尉面談。一個月以前，就是這位梅塞爾將軍來做了我父親的勾魂使者。而且這位軍官奉命此後縷縷與艾丁格上尉保持聯繫。這一次的事情使我的母親和艾丁格上尉都感到非常擔心。是不是準備要拘捕我們呢？或者是準備要搜查我父親所遺留下來的文件？誰也猜不到。

　　於是收藏文件的工作就只好快速進行。到了11月14日的夜裡，除了那些官方的軍事「密件」以外，其餘的東西都完全藏好了，至於這些密件是我們準備放棄的。

　　11月15日上午，艾丁格離開黑林根到烏爾姆去。他問我母親說：「我把我的汽車留在這裡，只有老天爺曉得我是否能回來。也許我馬上就要被捕了。如果沒被捕，我一定馬上趕回來。」

　　母親靜靜地等待著，到了下午，她非常關心艾丁格是否已經被捕了。因為除了我和母親以外，他是惟一知道我父親真正死因的見證人。快到3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園門打開了，艾丁格走了進來。他還是一個人回來，不過手裡卻夾了一大包東西，外面用白紙包著。感謝上蒼，我母親的恐懼並沒有成為事實。梅塞爾的副官只是把我父親的元帥權杖和軍帽交還給艾丁格。這兩件東西是我父親在10月14日死後，為那兩位將軍順手牽羊取去，作為他們的「勝利品」。他們把這些勝利品帶回了元首大本營，以後我們聽說，它們有一段時期，是放在希特勒的副官夏卜（Schaub）的桌子上面。在我父親死後，艾丁格上尉為了這件事，曾經用我母親的名義，一再地提出嚴重的抗議。現在居然發生了效力。

　　在這個時候，大部分的文件都已經疏散了。它們分別隱藏在德國西南都的兩個農莊裡面，一部分埋藏在地窖的牆壁內，另外一分就藏在許多空箱子堆的後面。另外有一個小箱子，裡面裝著有關諾曼底戰役的記錄，由我們的一個朋友，把它埋藏在一個炸後的廢墟中，這個地方已經炸得很慘，所以絕不會有再挨炸的危險。我父親在1943年到1944年的日記，被存放在一個醫院裡面，而另外還有些其他的資料，則寄存在斯圖加特的姑母家中。我母親的身邊保有那些有關非洲戰役的原始筆記，和父親在I940年法國戰役中所拍的照片，以及他的私信。

　　說也奇怪，我的母親只是擔心納粹當局會沒收這些文件，卻完全沒有想到盟軍方面對它們有同樣的興趣。

　　到了1945年4月下旬，轟炸越來越厲害。每個鐘頭都有美國的高空炸彈，落在烏爾姆的上空，許多地方大火晝夜不停。西面和北面都可以聽到隆隆的炮聲，局勢一天比一天更緊張。許多徒手的德國兵，像潮湧一樣退到黑林根這個谷地中，有的坐在農村的馬車上，有的就徒步行走，大家都非常害怕美國戰鬥轟炸機的攻擊。本地的人民自衛隊，包括14歲的小孩子，和65歲的老頭子在內，也都已經動員了，各處部張貼著標語，上面寫著：「任何不努力保衛烏爾姆的人都是豬！」

　　有一天，應該是4月20日，母親從窗口向外面一望，就看見了美軍的戰車正在向烏爾姆前進。於是大批的難民都紛紛向黑林根逃走。到了這個時候，我的母親才開始著急起來，因為有許多文件還放在房子裡面，並沒藏好。她一直都把信件、筆記和底片等等放在手邊，準備隨時都可以攜帶出走。至於其他的東西，則丟在一個大舊箱子裡面，最後靠著鄰舍的幫忙才把它埋在花園裡面。

　　隨後美軍就佔領了黑林根。四處都有哨兵，無法再埋藏什麼東西。第一批來見我母親的美國人中間，有一位是第七集團軍的馬歇爾上尉（Capt．Marshall）。他問這個屋子裡還藏有什麼文件。我的母親深信私人的信件絕不在沒收之列，於是就回答道：「我這裡只有我丈夫寫給我的私信。」馬歇爾說：「這些信在哪裡？」

　　他和我的母親一同走進地下室，當他發現了那個裝信件的箱子之後，說道：「我要把它們帶回去檢查一下，過一兩天就送回來。」

　　後來，他們又通知我的母親，說還要再過幾天才能歸還。14天之後，馬歇爾上尉的譯員跑來見我的母親，說道：「馬歇爾上尉感到十分的抱歉，我們這一次不能夠遵守諾言，因為集團軍部已經決定要把這些文件送回華盛頓去。」

　　到了5月中旬，有一天上午8點鐘的時候，我的母親突然收到命令，要我們在9點鐘的時候離開這所房子。因為有一支美國部隊要駐紮在我們家裡。當我母親還正在收拾行李的時候，美國兵已經在翻箱倒櫃，四處搜索起來了。有許多的文件當時還放置在書架上，案頭上和地窖內，從此就都完全不見了。我母親所能攜帶出來的東西，就只有一口箱子，裡面藏有我父親所攝照片的底片、非洲戰役的文稿，和1940年法國戰役中第七裝甲師的官方戰史，這個文件只有三份副本。

　　至於疏散到其他地方去的東西，所遭遇到的情形也都不盡相同。在德國西南部的那一個農舍裡，有一天突然有幾個美國兵走進來，宣稱他們是隸屬美國反情報組織的，要求檢查隆美爾元帥家屬所寄存在這裡的箱子。不幸的是，有一部分箱子已經由地害內的牆壁裡面挖了出來，所以他們德來全不費工夫，美國兵沒收了兩個箱於。其中一個所裝的是我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文件——那就是他寫《步兵攻擊》一書時所用的參考資料。另外一個箱子所裝的是他所用的全套萊卡照相機，此外還有他所拍的三千多張照片，其中有些彩色照片是他最引以自豪的，有些甚至是不惜生命危險才搶到的精彩鏡頭。另外還有他所搜集的幾千張照片，那都是1940年到1944年之間，由許多戰地新聞記者和其他的軍人所拍攝的。

　　那幾個美國人開了一張收條，就長長而去了。以後，我們在追回這些東西的時候，曾經把這個收條拿給負責的美國軍官看，他們卻認為這些人可能是冒牌的，不一定是真的來自反情報組織。在這個農舍中，還藏有一個箱子，裡面裝有我父親從1940年到1943年之間的私人日記，1940年法國戰役的筆記：另外還有兩箱地圖。這個農舍的主人是我父親的一個朋友，雖然在威脅之下，卻始終沒有把它們交出去。儘管如此，這些箱子卻因為與其他的廢物放在一起，在沒有看守的狀態之下，又被一個不知名的小偷順手牽了一部分去。等到他打開箱子一看的時候，恐怕不免要大為失望了。

　　另外一個農舍，在這個時候，正為法屬摩洛哥的部隊所佔據著。他們把牲畜都屠殺了，大吃一頓，並且在廣場上燒起火來。幾乎一切的地方都給他們搜遍了。所幸收藏在許多箱子裡面的文件安然無恙。

　　此外，我姑母所保存的一部分，以及埋在廢墟中的一部分，也都歷劫不滅。

　　我母親離家之後，就暫時寄住在鄰居家裡，並在那裡開始整理殘餘的東西。埋在黑林根花園裡的箱子，也趁機挖了出來，移到了別的地方去。在摩洛哥兵撤走之後，那個農莊內的文件也就馬上取回來了。所以，當我母親遷移到黑林根學校裡面的新住宅中時，這些文件就都已經回到了她的手邊。

　　以後又有一種傳言，要對我的父親實行一種身後的清算工作，把他所有的遺產都完全充公。於是我的母親又開始準備將這些文件再次收藏起來。所幸這個威脅終於沒有成為事實。

　　受了英國楊格準將的鼓舞，並且承蒙李德哈特上尉願意出任主編的工作，我開始從各個收藏的地方，把這些文件又集中了起來。那時，楊格準將為我父親所寫的傳記已經在付印中，我還匆匆忙忙地摘譯了一部分資料放在那本書中，作為附錄。

　　斯派達爾將軍（Gen. Spaeidel）[原譯希排德]是我父親過去的參謀長，曾經極力幫助我母親收回那些信件。楊格準將要求艾森豪威爾將軍沒法幫忙。最後還是由於李德哈特上尉的奔波，這些文件才又由華盛頓的美國陸軍史政處送回。最有趣味的是，這些文件在檔案上的分類，並沒有列在「隆美爾」的項下，而是用「埃爾文」（Erwin）的名字，另外開了一個新的戶頭。「埃爾文」是我父親的「教名」，這些信件上的簽字都是用的這個名字。有些信件還是遺失掉了，是在盟軍侵入歐陸時所寫的那部分。不過，其他有關諾曼底登陸的文件，都陸續地歸還了。

　　歷經戰火的摧殘，和我父親為了自己的安全而焚毀的，以及戰後不可避免的劫掠之後，重見天日的文件已經是殘缺不全了。不過當這些信件收回之後，我們頗感到欣慰，因為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曼弗雷德·隆美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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