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28)_學達書庫

二八

　　對於第一個問題，利瑪竇作為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接觸的第一個媒介者，他在多方面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歷史影響也是深遠的，可以說一直影響到近代。例如，歐幾裡德《幾何原本》於19世紀60年代由李善蘭補譯完成，就可以說是直接上承徐光啟、利瑪竇的未竟事業的；利瑪竇之所以被賜予葬地就是大臣葉向高上表說利氏翻譯了《幾何原本》，可見人們對此書的重視。他傳來的西方科技確實是大大豐富了當時中國學者的知識，開啟了他們的眼界，特別是天文曆算、輿地、水利和火器等幾個重要方面湧現出一批專門著作，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

　　歐氏幾何及其演繹推論的思維方式，在中國思想史上開闢了一種嶄新的方法和境界，格裡高裡曆法的傳入，即所謂西法新曆或崇禎曆法，是從清初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天算知識是當時傳入中國最重要的貢獻；他帶來的世界地圖第一次使中國開闢了視野，獲得了世界眼光，看到了整個地球。水利方面，著名的《泰西水法》雖成于熊三撥和徐光啟之手，但也可以說是完成了利瑪竇未竟之志。火炮的使用則不僅當時有專書介紹，而且還在明末的戰爭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望遠鏡的傳入並使用于天文觀測在中國科學認識史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尤其是明人為學素以空疏著稱，但到了明末清初中國的思想與學風卻經歷了一場大轉變，由明心見性的空談變為講求經世致用的實學，下開清代的朴學，形成了對明學的一種反動；其間西方科技的知識不可謂不是重要的契機之一。清代的學者大師如梅文鼎、王錫闡以至戴震、江永、焦循、阮元，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深受西法天算的影響的。利瑪竇同時又是開始正面地把中國歷史文化介紹給西方的第一人。自他以後，介紹中國歷史文化的書籍逐漸在歐洲流傳，開闊了西方學者的眼界。所以，雖然利瑪竇的主觀意圖在傳播宗教，但客觀上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輸入西方知識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事實。

　　然而又正是由於其主觀意圖在於傳播宗教，所以利瑪竇世界觀的落後性就顯得驚人的突出。從他的世界圖像直到他的思想方法論，仍然緊緊局促在中世紀傳統的神學框架之內。他的一系列有關科學的著作還在宣揚九重天或十重天的地球中心的世界圖像，還在宣揚中世紀繼承于古希臘的四元素說，特別是在思想上還在教導著神學目的論的思維方式，這簡直是和近代思潮相對抗。因為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可以說就呈現兩種文化的對抗和鬥爭：一方面是以培根、笛卡兒、哥白尼、伽裡略為代表的科學與民主的近代文化，一方面則是以經院神學為核心的中世紀文化。

　　利瑪竇雖然也帶來了一些近代的新器物，但其整個的思想理論體系卻是陳腐不堪的經院神學，是與近代思想和科學格格不入的。利瑪竇的世界觀，比起同時代的中西哲人如笛卡兒之強調上帝也要服從自然的鐵的規律或徐光啟之力圖追求自然哲學中的數學原理來，其間的距離簡直是不以裡計。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也論證過利瑪竇的世界觀要遠遜于當時中國學者的水平。所以，在利瑪竇那裡，科學是手段，傳教是目的，以及他的思想違反當時先進科學思潮之主流，這一點更多的要歸咎于他所代表的社會勢力，是不以利瑪竇個人的才能和意志為轉移的。

　　對於第二個問題，利瑪竇的傳教活動，最後可以說是一場失敗，他不但沒有能用中世紀天主教神學思想體系來改變或者取代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而且就其對中國思想的激蕩與影響的規模和持久而言，也遠不能望魏晉以來的佛教思想影響的項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思想隨後弄到幾乎是光沉響絕的地步，直到19世紀中葉基督教傳教士才重新拾起300年前耶穌會傳教士的余緒，而又重新開始。從根本上說，其緣故很大程度上在於佛教和天主教二者所傳來的時代不同；17世紀不僅西方的科學和思想已正式步入了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要課題也同樣在於完成這一由中世紀向著近代的轉化，而耶穌會傳教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卻從根本上不可能有助於這一歷史使命的完成。

　　利瑪竇到中國不久，就採用儒冠儒服，一面介紹西學，一面學習漢語，鑽研中國典籍，研究中國的宗教和習俗，極力揉合（或者說附會）中國的儒家學說，進行他的「合儒」、「補儒」，最後是「超儒」的工作。

　　這是他獲得成功的秘訣所在。他儘量利用中國的傳統文化：上帝的名稱他煞費苦心地選用了中國古代的「天」的概念，使「事天」「奉天」的「天學」看來好像並不是一種外國人所強加於中國的外來宗教，而是某種中國原來就有的東西。在中國傳統思想裡是沒有像西方神學那種創造和被創造的邏輯的；但利瑪竇卻以移花接木的辦法，利用中國的敬天觀念，把天的主宰說成就是「天主」，自稱是在宣揚「天教」或「天學」，這一論證手法可謂相當巧妙。他又把儒家區別為先儒和後儒，標榜要把人們從誤入歧途的後儒引回正確的先儒那裡去。

　　在策略上，他聯合儒家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偶像崇拜，但對孔子的崇拜和祖先的崇拜卻並不視為偶像崇拜。這種與中國傳統實行妥協和利用的策略使他成功地進入了北京宮廷，然而中國朝廷卻始終把他作為客卿來看待，嚴格限於只使用他的技術；而中國士大夫所真正感興趣的，主要地也僅限於向他們學習科學知識。所以利瑪竇的傳教事業始終發展不大，最後幾近於全盤失敗。但利瑪竇那種百折不撓、堅定頑強的開拓精神是值得人們敬仰的。在天主教社會，利瑪竇也作為遠東傳教的開拓者之一而受到永久的尊重。

　　總之，利瑪竇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但即使在今天看來，他仍不失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影響不可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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