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26)_學達書庫

二六

　　§第六章　利瑪竇的歷史性意義

　　歷史上到中國來的歐洲人中間，也許馬可·波羅和利瑪竇是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兩個名字了。

　　在近代以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外界的大規模接觸只有兩次：一次是魏晉以來的佛學，一次是明清之際的「天學」。利瑪竇作為正式介紹西方宗教與學術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在中國度過了他的後半生，他對發展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我們先介紹一下利瑪竇晚年寫的《利瑪竇中國劄記》。手稿是利瑪竇用他的母語意大利語寫成的。封面上除了有「耶穌」、「瑪利亞」幾個字外，沒有作其他說明，看來他並不一定要想把它公開刊行。1614年，金尼閣神父為了保存這份珍貴文獻，便把它從澳門攜回羅馬。在漫長單調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閣著手把它從意大利文譯為拉丁文，並增添了一些有關傳教史和利瑪竇本人的內容，附有利瑪竇死後榮哀的記述。這個拉丁文本第一版於1615年在德國奧格斯堡出版，並改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拉丁文本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刊行後，在歐洲不脛而走。

　　根據原文本所翻譯的各種文字譯本不斷出現；計有拉丁文本4種、法文本3種、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意大利文本各1種。不過我們中國人仍習慣把它叫做《利瑪竇中國劄記》。（以下簡稱《劄記》）《劄記》對於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穌會入華傳教史、乃至研究明史，都是頗有史料價值的。它的記述的真實性在於，撰寫者本人是一個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而且熟悉中國生活的同時代的歐洲人。利瑪竇在他的劄記第一卷開宗明義便說明他的敘述和其他歐洲著者對中國的敘述的不同之處是：他是以親身經歷為依據，其他人則只能依靠道聽途說的第二手材料。

　　中國和歐洲在古代中世紀很少有直接交往，所以彼此也沒有什麼直接的認識。歐洲人自古以來雖然知道東方有個絲國，但完全不清楚它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成吉思汗西征擴大了中國和歐洲交往的道路。13世紀以後，歐洲的傳教士和商人開始陸續到中國來，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馬可·波羅，他的《馬可·波羅遊記》震動了歐洲，使歐洲人知道東方有一個強大的韃靼君王，統治著一個土地廣闊、民物繁庶的大國。隨著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絕，中國在歐洲人筆下又漸漸成為了傳奇。15世紀末歐洲通往遠東的海上航線的開通，歐洲人對中國又產生了興趣，相繼出現了一些專述中國的書，但作者僅在中國作過短暫停留，又不諳漢語，有的甚至沒有到過中國，他們只是將道聽途說的記錄下來。因此這些著述都不能和利瑪竇記的第一手材料相提並論。

　　《劄記》的第一卷用將近8萬字的篇幅概述當時的中國。有關中國的名稱、土地物產、政治制度、科學技術、風俗習慣等等，在這一卷中都有具體而細緻的描寫。第二卷到第五卷記述傳教士們，主要是利瑪竇本人，在中國傳教的經歷。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到中國社會的實際和不同的階層。他們不但在一些城市居住和生活過多年，而且旅行過許多地方。利瑪竇以他靈敏的感受和一個外國人的局外旁觀的態度，把他的見聞詳盡地記錄下來。他的這部敘述就是一部很好的明代中國遊記，它在史料上的價值和地位可以說頗類似於亞瑟·揚的《法蘭西遊記》之記述法國大革命前夕法國的社會情況對於後人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的史料價值和地位。

　　利瑪竇明確地表示，他認為被稱為絲綢之國的，正是他所到達的這個中國。馬可·波羅和後來的方濟各會傳教士都曾敘及東方大國Cathay（震旦或契丹），但歐洲人始終就不知道這是中國北部的別名。直到利瑪竇到北京後，在北京的四夷館裡曾和一些穆斯林相處，從後者的口裡，他得知中國又叫契丹，才第一次肯定了馬可·波羅所說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國的別名，中國就是Cathay，或Khitai或Xathai。契丹原是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他們曾創建了強大的遼王朝，契丹名字後來被西方許多國家用來稱呼中國北部，乃至成為對整個中國的稱呼。這一重大的發現可以和亞美利哥·維斯普齊之證實哥倫布所發現的新大陸並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稱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學史上最有意義的兩大貢獻。

　　中國的地大物博和繁榮富庶，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已有許多描繪，但在利瑪竇筆下卻更給人以一種真實感。他寫道：「由於這個國家東西以及南北部都有廣大的領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斷言：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在單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可以發現有這麼多品種的動植物。」並說：「我甚至願意冒昧說，實際上凡在歐洲生長的一切都照樣可以在中國找到。否則的話，所缺的東西也有大量其他為歐洲人聞所未聞的各種各樣的產品來代替。」

　　馬可·波羅完全沒有提到並為當時歐洲人所不知道的茶，利瑪竇作了簡要的介紹：「有一種灌木，它的葉子可以煎成中國人、日本人和他們的鄰人叫做茶的飲料。」「這種飲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飲的，並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但經常飲用卻被認為是有益健康的。」另一種使歐洲人感到新奇的東西是漆，利瑪竇說它是值得詳細記述的東西，並且描寫道：「塗上這種塗料的木頭上可以有深淺不同的顏色，光澤如鏡，華采悅目，並且摸上去非常光滑。」凡此都屬中西交通史和物質文化史上的可貴材料。

　　具有史料價值的記述，書中還有很多。例如書中談到明末上海的情況說，上海縣地方不大，戶4萬，人口30萬，但其中從事紡織業者達20萬這個數字未必可靠，但類似的記載均多為中國史籍所不具載，因此可以彌補中文史料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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