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28)_學達書庫

二八

　　然而約翰·洛克菲勒第三沒有什麼同輩，沒有什麼平等關係的人。他常在社交或慈善事業方面遇見的許多人似乎是染上「洛克菲勒病」，以致約翰第三依然對他聲譽的高峰感到有幾分悵惘。除了家族和長期共事的一個小圈子外，只有寥寥兄弟能夠和他們敞開心懷，喝一杯冷凍啤酒，不用留神地談心裡話，或者感到完全和睦相處。伏爾泰曾經對自己的早年成名哀歎過：「一個人成名過早是多大的累贅。」約翰·洛克菲勒第三就畢生背著這個包袱。甚至在自己的弟輩中間，在不拘形式的家族生活中，他也感到額外的責任，身居五兄弟之長，佩著這個姓氏，掛著洛氏第三代名義的責任。

　　這一形式早就固定，而且約翰第三毫無異議地接受父親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方式。就他來說，絕無問題要繼續父親和祖父開創的的工作。戰後回家的時候，他已不再是父親辦事處的「一名辦事員」。他是和小約翰·洛克菲勒一起工作的一位慈善家。財富和權力現成擺在那裡，於是他就成為那份財富和權力的一名保管員和管家，他在那些歲月裡業已學會如何明智而妥善地使用它去幹儘量大的好事。幹好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番事業，他從讀大學起就被訓練著幹這番事業。只是幹起來不像看起來那麼容易。憑一時之興或感情衝動亂花錢財或濫用權勢，可能害大於得。一個人簡直無法在所有窮苦的人身上花錢；甚至洛克菲勒家也沒有足夠的錢這樣幹。從來沒有得到證實，單靠錢就能解決世界上的種種問題。世紀更迭以來，慈善事業已經歷一條漫長的道路趨於成熟。約翰的父親一向幫助在一些大規模的慈善事業方面採取團體經營的辦法，交由一些能夠勝任和知識淵博的專家獨立執行。

　　因此約翰第三在40年代就不能到處花錢。他開始充當經過選擇的慈善團體的受託人之一。

　　甚至在推卸掉某幾項受託職責，把責任轉交弟弟之後，約翰第三依舊保持著父親創辦的一些慈善事業的理事會裡的大部分職位。他是洛氏慈善事業的確定繼承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家」。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他是長子長孫。

　　他覺得，他在公眾場所一言一行的反響都不同於尋常人。隨之，邏輯上他必須在自己的言行上極為小心。假使人們看來在聽從他的每一句話行事，那在說這一句話之前要更加小心。他遵循他父親的政策，對每一問題都要從各個角度，追根究底地進行審查。一項洛氏的意見是不應該輕易發表的。一項洛氏的意見，經過了認真的反復審核，一經發表，就具有原則性，能在此後長長的一段時間裡管用。因此洛克菲勒這一姓氏一方面打開許多門戶，被授予許多特權，另一方面也封閉了一些美好的遠景。

　　約翰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走向何處和委身何事的問題上小心謹慎地前進。他想在他父親所創辦的那些基金、機構和理事會以外，自行大幹一番。但是他知道他不應該獨自猛衝。一個富人要欺騙自己，假使不比一個窮人容易些，至少也一樣容易。他認識到此時是一個過渡時期，從戰前的慈善事業學徒地位轉變為某種新事物的時期，雖然他還不知道這一新事物結果將是什麼。可是整個世界也處於過渡時期。每一個有思想的人、每一個致力於慈善事業或企業的組織、每一個政府都在重新審查今後走什麼道路，把時代劃分成戰前的或戰後的歲月。

　　作為這次重新評價的一部分，洛克菲勒基金於1946年主辦了一次到歐洲去的旅行，去的人是約翰第三和康內爾大學的威廉邁耶爾斯。這兩個人訪問英國、法國、德國和奧地利六個星期，同政府內外的有識之士就洛克菲勒基金活動進行商討。在登記證上標明致力於「全世界人類福利」的洛克菲勒基金，卻是一個精明而講求實際的企業似的團體，理事們相信現場調查而不相信書本知識。既然洛克菲勒基金的全部政策操在21名受託人委員會手裡，約翰第三和邁耶爾斯院長返國後的報告就被認為對基金的將來方針有決定性作用。

　　約翰第三在他的私人旅行日記中提到提高所有歐洲國家生活水準的壓倒一切的需要。在和一些英國人士的談話中，他倒看出提高生活水準最大的需要不在歐洲，而在印度和中東。當全世界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使歐洲從戰爭中復蘇之際，印度、埃及和整個中東的生活水準在戰後那些年裡下降而不是上升。其原因很清楚：人口過多，土壤侵蝕，過時的土地使用傳統以及工農業生產率在不斷下降。

　　在法國，約翰第三注意到的最顯明的問題是對德國和蘇聯的恐懼及人口下降和道德墮落。在被打得屈膝的德國，有必要重建民主政體，他以為採用一些教育和文化計劃幫助德國人瞭解美國的民主作用能最好地完成這項工作。在奧地利，約翰第三認為洛克菲勒基金能在奧地利官員正在考慮的各項衛生、教育和農業計劃方面積極活動。

　　第二年，1947年，約翰第三自費由阿瑟帕卡德陪伴去亞洲旅行三個月，周遊中國、日本和朝鮮。帕卡德是他父親在慈善事業方面的主要顧問，一向充當他自己舉辦的慈善事業的教師、導師和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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