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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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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夫人利揚 對以色列已故總理拉賓的遺孀利揚來說,1995年11月4日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與她朝夕相處47個春秋的丈夫就那樣與她永別了。家裡的抽屜裡還有拉賓生前沒有吃完的巧克力,冰箱裡有他拉開的酸奶,廚房裡有他熬夜時吃剩的玉米片……看到這一切,利揚心裡難受極了,但是利揚努力使自己鎮靜、堅強起來。 為拉賓舉行隆重葬禮之日,利揚雖然不能自已,由孩子們攙扶著。可是,當前來參加葬禮的各國領導人與她握手表示慰問時,她立刻挺起胸來。她甚至同丈夫的政敵——利庫德集團的領導人雅明·內塔尼亞胡握了手,不過,這樣的握手是「冷漠無情的」。隨後,她頻頻在以色列和外國電視上露面,接受記者採訪,呼籲人們繼承拉賓的事業,把和平進程推向前進。特別引人注目的是,11月9日晚上,利揚接受了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密訪。他們邊喝咖啡邊談話。利揚的3個孫子孫女還問阿拉法特怕不怕被謀殺,阿拉法特笑了笑,逐個吻了他們的額頭。11月12日,25萬以色列人在拉賓遇刺的地點為他舉行追悼會,利揚再次呼籲人們致力於拉賓為之獻身的和平事業。 利揚與拉賓可以說是以色列歷史的一面鏡子。利揚生在德國,後來移居巴勒斯坦。1944年,利揚正上高中,而拉賓則是一位地下猶太戰士,兩人偶然認識,一見鍾情,四年後他們正式結婚。從此,利揚始終是丈夫的知己和忠實的支持者,兩人相依為命,同舟共濟。他們膝下有一兒一女,還有三個孫子孫女。 為了倡導和平,她和拉賓不怕冒個人危險。自從1993年拉賓和阿拉法特在白宮南草坪上那次歷史性握手以來,一些右翼分子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在她家門前的人行道上靜坐示威,呼喊:「叛徒,殺人犯!」對此,她一笑了之。一次,她在特拉維夫的一家購物中心碰到一名婦女。這位婦女問她:「你一個人走路不怕嗎?」利揚回答:「不怕。」那位婦女接著說:「我就怕有人在背後戳我一刀。」利揚對她說:「那就是你的問題了。」拉賓遇刺時,有一名衛士中彈受了輕傷,在從醫院回家的途中,這位衛士順便去探望利揚,倒在沙發上失聲痛哭。利揚趕忙安慰說,別再為這件事難過了,要振作起來。說著,還吻了吻這位衛士的頭髮。 5.從拉賓之死看以色列的保安和社會 拉賓遇刺的消息傳出後,人們自然而然地提出疑問:為什麼被認為是世界最可靠的以色列保安體系卻未能保護政府首腦的安全? 負責拉賓總理安全保衛工作的是名列世界四大情報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蘇聯克格勃、英國蘇格蘭場和以色列摩薩德)之一的「摩薩德」中的一個機構,名稱為「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在希伯來語中簡稱「希因·貝特」或「希貝赫」。這個機構由負責以色列國家安全事務的最高決策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領導,成員主要是經過「摩薩德」組織專門特工訓練的青年男女。「希因·貝特」是支享譽國際的保安部隊。60年代以來,在反間諜、反恐怖、為名人保鏢、保衛國內國外的國際機場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績。 那麼,如此強悍的保安部隊何以讓一名非職業槍手攜帶武器至總理僅幾英尺遠的地方,從容地連開三槍。它證明以色列安全保衛體系存在嚴重的漏洞。一是缺乏事先警報。根據保安規則,重要人物安全保證的關鍵是預測。以色列情報部門據說掌握著幾乎所有來自阿拉伯方面現實和潛在的對拉賓的可能威脅,然而恰恰對一個「陌生人」出於「上帝的旨意」而行事的情報掌握不夠。事後透露,在不久前,以色列警方曾經根據對以色列政局的分析警告政府,在右翼利庫德党極端分子的宣傳和挑動下,可能會發生一些難以預測的暴力事件。其實極右分子已經製造了一些暴力活動:8月份一名內閣部長的汽車被人掀翻;9月份耶路撒冷警察局長遭到右翼分子的攻擊;10月份拉賓本人也在一次集會中受到右翼分子的攻擊和詰問;極右分子甚至在一次集會上不允許總統魏茨曼說話。二是保密不完善。暗殺一個受保護的人物,首先要摸清這個人的行蹤,而這一點恰恰應該高度保密。 這一次兇手卻不僅知道拉賓將從市政府後門離開,而且知道他將在臺階處乘他的專車,再離開特拉維夫。三是保衛者與被保衛者之間缺乏協調。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以色列警方人員聲稱,拉賓總理在安全方面不與保衛人員合作,也是造成這一悲劇的原因之一。當天晚上拉賓本應在講話結束後立即離開現場,但是拉賓拒絕了。他繼續與人群談話、握手,並對衛士說:「這裡我如同在家裡一樣安全。」這一遲緩,給了兇手以可乘之機。拒絕穿防彈背心也是拉賓致死的原因之一。拉賓作為一個前軍人,他不願意因穿防彈背心給人一種怯懦的印象。四是保安人員麻痹大意。拉賓最後離開會場時,興致勃勃地快步走向自己的防彈轎車,將負責保安的大批特工人員甩在了後面。這時,一些反對阿以和平的極右分子向正在離場的拉賓高喊:「賣國賊,叛徒。」保安人員忙上前維持治安,這時,拉賓身邊僅有兩名衛士,懷揣裝有9發內爆子彈6毫米口徑手槍的阿米爾,從一條小道悄悄地接近了拉賓。另外,兇手能夠向拉賓連開三槍,也說明衛士反應遲鈍。 拉賓之死的原因,也與以色列社會環境有關。表面上看來,以色列是統一的、完整的。但是,很多以色列人自己承認,有兩個以色列,一個是西方式的,受過良好教育,有較高的文化,生活比較富裕,事實上控制著國家權力;另一個是東方式的,比較貧窮,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雖然在人口上是占多數,卻在國家權力機構中沒有多少自己的代表。與此同時,強烈的黨派色彩,造成了內閣的嚴重離心傾向。與總理不屬同一政黨的部長,本著本黨本派利益至上的原則,常和總理唱對臺戲,部長們的權力非常大。以色列有句家喻戶曉的政治笑話,稱總理為「平等者中的第一位」。另外,以色列是個犯罪率很低的國家,特別是貧民猶太人中,暴力兇殺案件很少,僅為美國的1/10。在這樣一個武器槍支十分普遍的社會裡,暴力犯罪率這樣低,的確是一個奇跡。拉賓和夫人早已習慣于這種社會的安定,同時也被當晚的熱烈場面所陶醉。 由於以上多種原因,一個不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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