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22)_西奧多·索倫森

一二二

　　而且，優勢的核威懾力量在六十年代所具有的軍事價值是有限的。它能夠遏制一場核進攻，還可能遏制對歐洲這樣一個戰略性地區發動大規模的常規進攻。但是它還能遏制其他什麼方式的進攻，這是不清楚的。同時，至少有十年，對自由世界的安全的最為現實和最為經常的共產主義威脅，不是對中心地區發動核進攻而是在外圍地區進行常規的蠶食活動——對西柏林的恐嚇，對福摩薩海峽的常規進攻，對南朝鮮的侵犯，老撾的暴動，剛果的叛亂，在拉美的滲透和越南的遊擊戰等等。

　　赫魯曉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說並沒有威脅說要摧毀或侵略新的地區和居民，而是要通過不斷採用「色拉米」戰術，通過每次吞併一片地區，逐步擴張共產黨的勢力範圍，以及通過在我們無法使用核威懾力量的地區——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們的安全並未受到直接的威脅，一方面則是由於巨型武器不適宜在那裡使用——進行有限戰爭、顛覆活動或政治侵略，從而把蘇聯的制度強加於這些地區和居民。如果我們缺乏有效地抵制這些策略的常規能力，我們就可能面臨一場選擇，要末發動一場實際是自殺的核戰爭，要末撤退。

　　不幸，在五十年代，當共產黨人日益擺出一種軍事姿態，使大規模報復的威脅越未越不可靠的時候，美國卻越來越傾向於採取一種以這種威脅為基礎的戰略。肯尼迪在1961年接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1956年的一項指示，對於任何比一般叢林戰規模大點的共產黨行動和對於蘇聯在西歐進行的任何一次嚴重的軍事行動，主要依靠核報復。「如果你能打贏一場大仗，」艾森豪威爾曾經說過，「你肯定也會打贏一場小仗。」因為北約的戰略也建立在類似的基礎上，於是沒有作出認真的努力使其兵力達到滿員，而我們自己的陸軍人數又急劇地減少了。

　　這種理論同現實不大相稱。當總統為某一場有限戰爭進行商談時，他常會問道：「要解決這個問題，我那大型炸彈能起什麼作用呢？」大家都說不出一個恰當的答覆。甚至那些估計是為「有限」戰爭設計的戰術核武器，也並不是一種答覆。肯尼迪政府在世界範圍內促進這些武器的發展和部署，光在西歐就增加了60％。不言而喻，總統寧願由我們而不是由蘇聯人保持這類武器的優勢。不過他對核交鋒只限於戰術範圍內的可能性是懷疑的。

　　同時，他很關心成千上萬件理論上在他控制之下而實際上卻掌握在較低級的指揮官手中的這種武器。因為有幾種這類「小型」武器的打擊力量比摧毀廣島的那枚炸彈還大五倍。光是那些在歐洲隨時可以使用的武器所具有的聯合爆炸力，就比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用的武器的力量大上一萬倍。如果這些武器屬戰術範圍，那末什麼武器才是屬戰略範圍的呢？而在人口稠密的歐洲使用這些武器，將會對我們想要拯救的人民產生什麼後果呢？總統確信，一旦開始使用這些武器交戰，就不存在一條明確規定的、會把那些大炸彈排除在外的分界線。

　　這項對我們尷尬處境的分析，產生了關於常規力量的新的肯尼迪一麥克納馬拉原則——這是在戰略方面比核威懾力量的擴大和確定使用界限更為根本的改變。這項原則的實質是選擇：如果總統對各兵種有一個均衡的安排，可以從中對每一情況選擇最為適宜的反應——如果美國能把有限的挑戰限於局部的。非核的範圍，同時又不讓共產黨獲勝——那末就有必要建立我們自己的非核力量，使它足以迫使任何侵略者面臨肯尼迪想要避免的那種糟糕的選擇，即要末丟臉，要求逐步升級。簡而言之，遏制共產黨有限的常規行動的最好辦法就是，能夠以自己的力量作出同樣有效的反應。

　　顯然，這項原則並未使核力量降級。可是肯尼迪從1961年的柏林危機和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所得的經驗使他滿意地表明，最好的威懾力量是常規力量和核力量的一種結合。他有時評論說，「有一列驅逐艦停泊在警戒區或有一師裝備精良的士兵駐守在邊界地區，這對於我們的安全也許比超越一切合理需求的、成倍增加的各種威懾武器更為有用。」

　　政府執政以後，立即開始採用這種新辦法。肯尼迪在擔任參議員時和競選總統期間發表的演說中，曾主張採取一種「軍事政策，使各種形式的共產黨侵略成為無理性的和沒有吸引力的」。這種辦法和他的這一主張完全一致。他讚賞的馬克斯韋爾·泰勒，詹姆斯·加文和英國分析家B·H·利德爾－哈特的著作中都闡明了這種辦法。臘斯克國務卿也極力主張這種辦法，認為是我國外交的基本手段。麥克納馬拉部長也推薦這種辦法，認為是他累積起的選擇辦法的一部分。

　　肯尼迪在授權迅速加強空運能力的第一篇國情咨文中就反映了這種辦法。在1961年3月發表的增加彈藥、人員和其他物資的國防諮文中，總統強調了這種辦法。在1961年5月發表的國情特別諮文中，他大大發展了這種辦法。在這篇諮文中，他提出的所有防務建議都限於常規領域。在他通過軍援計劃作出的增強當地武裝力量的努力中，他也強調了這種辦法。最後，他對1961年柏林危機作出的軍事反應的核心內容也是這種辦法。

　　前一章所敘述的那場危機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清楚地說明了，過去的「新面貌」政策可能會變得多麼無用和危險。那場危機還使肯尼迪和麥克納馬拉重新審查了那種關於西方不能在歐洲打一場地面戰爭的美國的傳統原則。艾森豪威爾曾經公開這樣說過。但是肯尼迪拒絕承認蘇聯聯盟中的華沙條約國家在常規力量方面自然而然地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家更為強大的觀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人口比對方多一億，經濟實力比對方大兩倍，兵員比對方多五十萬，還有能力到時候在中歐安排更多的地面作戰部隊和在空中部署更多的戰術轟炸機。總統並不指望單用常規力量去擊敗共產黨在西歐的全面進攻，但是他懷疑共產黨人是否會試圖發起一場全面進攻，因為這樣做肯定會受到核反擊。

　　為了對柏林危機提供需要的人力，徵兵額提高到原來的兩倍和三倍，應徵人員擴大了。國會迅速一致地批准了從待命的預備隊和國民警衛隊中動員二十五萬人之多，其中包括建立兩個滿員的師和五十四個空軍和海軍航空中隊。大部分將編入陸軍的約十五萬八千名預備隊員和國民警衛隊員，實際上已被徵召入伍。在冬天之前，我們武裝部隊的實力總共增加了三十萬人。有四萬左右的軍隊被派往歐洲，其他的則準備接受迅速部署。預備隊的六個「優先師」已為迅速動員作好準備，而參加訓練的三個陸軍正規師則進入了全面戰備狀態。

　　隨著人力的增加，柏林的軍事建制為新的部隊提供了足夠的裝備和彈藥，為軍隊運輸提供了足夠的海運和空運力量，並為掩護地面戰鬥提供了足夠的空中力量。三百架左右的戰術戰鬥機、十多萬噸裝備和幾千輛坦克、吉普車、裝甲運兵車和其他運載工具全部署在歐洲大陸上，還有更多的則安置在「浮動的補給」船上。

　　常規力量的這一迅速擴充在1961年年底毫不奇怪地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和抱怨聲。在和平時期動員預備隊員過去一貫被人視為是政治上的自殺。在新開放的陸軍基地的電影院中，人們對有肯尼迪出場的新聞片報以噓聲。為了充實力量不足的部隊而應徵入伍的人，有些起先不僅缺乏武器裝備，還缺乏軍裝和寢具。認為自己的服役合同永遠不會受到處理的預備隊員向記者和國會議員抱怨說，由於柏林沒有爆發戰爭，因此干擾他們的生活是不必要的。1962年年初，兩個陸軍一等兵受到軍事法庭的審訊，其中一個組織過抗議集會，並且對指揮官的禁令置之不理，另一個代表七十四名夥伴寫信給他家鄉的參議員，對使他們失業的肯尼迪的「政治策略」加以抨擊。但總統本著「復活節周的精神」，下令釋放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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